徐向前元帅临终留下三条遗嘱，为何中央只采纳其中一条，其余两条被忽略了呢？
1951年冬，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京城的屋子里冷得很，棉衣不敢添一层。会上有人提议：高级干部每月布票是否可以适当加些？沉默片刻后，坐在最后排的徐向前轻轻摇头，没人再说话。会外大风刮得纸屑乱飞，那股“能省一分是一分”的气味，正是当时整个国家的底色。
并非人人天生喜欢清苦。1936年西出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全军损失殆尽，徐向前一路化装成“算命先生”，靠几根野葱熬过六十多个日夜。逃出生天后，他对警卫说过一句戏谑：“占过生死卦，自己没算错。”那段饥寒，后来成为他拒绝奢侈的心理闸门，谁劝都没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汇紧张。1952年，他率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谈装备援助。北国隆冬，夜里零下二十多度，俄方几次请他去商店挑皮大衣，价钱可记在政府账上。他只托随员发报回国：“把旧呢子大衣寄来，棉花多塞点。”随行人员冻到脸颊发紫，他却把自己从延安带出的粗布围巾分给年轻翻译。有人不解，他淡淡一句：“国家口袋不鼓，我们先勒紧腰带。”
家里的日子同样不例外。1964年，黄杰陪他去南城裁缝铺，各做一件深灰色呢子大衣，至今照片里还能看见那排粗线脚。十多年过去，领口磨白、袖口打补丁，他依旧穿着接待外宾。黄杰逗他说：“新衣要不要试试？”徐向前摆手：“补丁也是勋章，遮什么脸？”

对孩子们，他更“抠门”。一次儿子小岩探亲回北京，因省车票费步行十几里，结果晚点被警卫拦在门口。卫兵犹豫，请示是否放行，他坚持：“规矩不能变，自己解决。”母子俩在巷口坐到凌晨，第二天一早他才开门，让孩子吃碗热粥，而后语气平静：“本事要靠自己，不靠父亲的肩章。”
秘书郭春福患白血病，治疗需大额费用。徐向前把仅有的3000元稿费塞进信封递过去。郭春福推辞：“首长，我不敢收。”他抬眼：“拿着，这是工作费，不是人情。”短短一句，把情与法分得极清。几十年里，亲戚求调工作的信一封封来，他的批示永远只有三个字——“照章办”。

健康每况愈下后，他把后事写成三条遗嘱：一是遗体火化，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骨灰撒往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1990年6月住院时，他又嘱托黄杰复述一次，生怕遗漏。黄杰点头：“我记着。”病房陷入安静，只剩呼吸器的细响。

9月21日凌晨病危，李先念赶来握住他的手：“老徐，部队官兵都想送你最后一程。”徐向前艰难地吐字：“别铺张。”声音微弱，却掷地有声。中央最终尊重火化与骨灰撒放的请求，但考虑到元帅身份，仍决定举行一次简短的“送别”仪式，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不设挽幛，不奏哀乐，只让战友三鞠躬。三条遗嘱中央只完全执行了骨灰撒放一条，其余两条在规模与形式上作了微调，以兼顾个人意愿与党和军队的礼制。
抚恤金不到四万元，他示意黄杰全部转给郭春福治病。黄杰办完手续，说：“家里什么都不留？”徐向前看着窗外：“留骨灰就够，骨灰也不留。”当年深秋，飞机低空掠过大巴山，薄而细的骨灰随风散去。密林无言，却记得那个从硝烟里走来又把自己交还给土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