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得知张万年因三年未结案摔杯，愤慨表示这种情况实在太荒谬！
1974年初春，江汉平原乍暖还寒，武汉军区机关大院里多了股微妙的紧张。三年来，数不清的电报、卷宗和“补充材料”堆满档案室，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一个名字——127师师长张万年。
“九一三”事件后，军内审查风暴骤起。凡与林彪体系曾有交集的人，无论级别高低，几乎都被拉进放大镜下反复端详。张万年的搭档、政委关光烈，曾是林彪的秘书，这一身份让整个127师被贴上“重点了解对象”标签。张本人在四野摸爬滚打多年，战场上的伤疤还没舒展，就要面对比子弹更难以琢磨的审查问卷。
北京来的工作组隔三岔五出现，带着厚厚的笔记本和永远写不完的提纲。他们最爱在晚点名后叫住张万年，灯下对质。“张师长，你和关光烈是什么关系？”“上下级，没别的。”他语气平平，却难掩疲惫。问题反复，答复重播，像拉坏了的留声机，日子被拖成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长线。

在部队里，指挥员的威信既靠血性也靠清白。消息泄出，连列兵都在小声议论：师长是不是“有问题”？兵心浮动，训练分神，张万年却只能把不安锁在胸口。白天演练，他站在靶场上指点阵位；夜深人静，营房灯暗，他独守案头，把刚写完的“情况说明”反复修改。有人劝他：“顶住，风头过了就好。”他只是点头，眼圈却更红。
三年里，审查未给出结论。武汉气候湿热，文件袋却似冰块，冻得人心发麻。1974年1月，军区换帅，新任司令员杨得志抵汉，他熟悉这种空气——十年前，他在前线也见过战士因为“历史问题”迟疑片刻而错过战机。到任不到月余，杨得志就接到工作组电话：“127师师长态度恶劣，竟在会议上摔杯。”汇报人声调尖利，字字带火药。杨得志没急着表态，只吩咐先把材料送来，自己暗中向几位老战友打听。

事情并不复杂。那天在团以上军政会上，工作组再次要求张万年交代“新情况”。他忍无可忍，一把将搪瓷茶缸掷在地上，瓷片四溅。“你们要我说什么？我打了二十多年仗，难道还不够说明立场？”会场一片静默。有人形容，那瞬间，比实弹射击的爆破声还刺耳。
第二天清晨，军区作战部汇报材料。杨得志翻完，眉头拧成一条线，随即脱口而出：“三年还不给结论，这算什么规矩？”副参谋长试探着说：“上边说，还要补充取证……”杨抬手打断：“荒谬！部队不是养案卷的仓库。”声音并不高，却压住了整个会议室。
随后两周，杨得志让政工、作战、保卫等口齐上，将所有调查笔录、历史履历逐条核对，亲自找张万年谈话。午后小院里，他一句话拍板：“小张，好好带兵，打仗是咱的本分，其他事我来担。”张万年挺直了背，一声“是”几乎带着嘶哑。

杨得志整理好的报告直送北京。与以往不同，这份报告没有空洞帽子，只有事实：一、张万年出身贫苦，1945年参军；二、1950年入朝作战，四次负伤，立功五次；三、与林彪集团无私人联系，审查三年无实据。最后一句写道：继续拖延，不利于部队战斗力和干部稳定。
不到两个月，军委批复下达：张万年无政治问题，恢复一切名誉。批件传到127师时，全团点名正在进行，文书激动得声音发颤仍大声朗读。操场上先是一片静，然后爆出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尘土漫起，像小规模开烟火。张万年却只轻轻吐了口气，转身就去检查火炮掩体——他知道，上头的结论是机会，也是考卷。
5年后，南疆前线硝烟骤起。127师奉命南下，战役代号“铁拳”。山间雨林湿滑，通讯受阻，张万年站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紧盯前方高地，指挥火力穿插。48小时后，敌纵深5公里被撕开缺口，127师伤亡低于预估三成。战后总结会上，总参作战部评价：该师“攻击坚决、调度敏捷”，显示师长“决心果敢”。

1985年，张万年升任某集团军军长。再过几年，他坐进济南军区司令员办公室，桌上仍放着那只重新配好的白瓷杯，杯口一道细痕若隐若现。很多年来，他没再提起那次失控，可每逢谈到干部工作，总要提醒参谋：“调查要快，别让兄弟们悬着。”
1995年，张万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授任仪式结束后，有记者问他当年那声脆响是否后悔。他笑答：“杯子碎了能再买，人心碎了可就不好粘。”大厅里安静片刻，随后闪光灯频闪，这句话后来被不少军校写进了政治课教材——在刀光与风声并存的年代，保持人心，比保管仓库里的卷宗更难，也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