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张学思赶赴延安，毛主席关心他的生活：你手头还有钱花吗？
1949年11月初，大连冬潮翻涌，灰色雾气裹着薄盐。张学思站在码头边，一艘缴获的旧驱逐舰正待改装，他摸着冰冷船舷，心里盘算的却是三千公里外青纱帐中的往事。寒风钻进军大衣，他忽然记起延安窑洞里那盏暗淡油灯的颜色。
东北失守已经过去十八年。那年“九一八”枪声传到北平校园，张家少爷悄悄撕下课堂里的日文挂图，同学们看他一身长衫，以为又是阔少的即兴表演，没料到他转身就把图烧了。火光映在他面上，一名同学嘀咕：“少壮不努力，可别学你兄长的‘剿共’！”他没回答，只在灰烬上重重踩了一脚。
几个月后，西安事变突如其来，兄长被扣，家族门口的石狮子也仿佛蒙了尘。张学思暗中与地下交通员接触，开始为北平学生社团递送传单。碰头地点是东交民巷的一家照相馆，店主递给他一张未曝光底片：“路线安全，但别带真姓名。”于是，“张芳”这个名字被写进了地下党名册。

1938年深秋，武汉上空防空警报未停，他拎着一只小皮箱登上西安方向的军用机。周恩来在舱门口拍拍他肩：“到了陕北，少带行李，多带主意。”飞机在渭河以北降落，夜色里一排棉袄武装的警卫迎上来，他换了土布衣，乘吉普车辗转至延安。第二天马列学院开课，桌面是两块木板拼成，课本却是最新印刷的《联共党史》。
窑洞里，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煤油灯映得墙壁发黄，主席笑着问：“要不要钱花？”他赶紧答：“把钱省下，留给前线。”毛泽东点点头，又加一句：“土豆多吃点，长劲。”这段朴素对话，后来他与战友提及不下一百回。

没过多久，他被调到抗大二分校，带领东干队深入冀中。日军多次“扫荡”，一次清晨，掌史村头浓雾里传来异味，他立刻喊：“戴湿毛巾！”毒气弹砸在土墙外，灰黄云团翻滚。主力部队需要突围，他把仅剩的九十余人分成三股，自己带最弱的那一排断后。黄昏时分，吕正操握住他的胳膊：“老张，队伍保住了。”谢雪萍抱着嗷嗷啼哭的婴儿从玉米地里钻出来，眼圈通红。
战争逼人迅速成长。两年里，他在冀中改造民兵火枪，把破旧意大利机枪拼成一挺能连射的“杂牌”，还摸索出夜袭炮楼的“三三制”，小分队常能神不知鬼不觉切断日军交通线。晋察冀军区后来总结游击战经验，第一条便是“敌退我进，敌驻我扰”，那是他用血和泥写下的短句。

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接收武装，又被抽调进筹建海军的小组。那时海边连像样码头都少，首批舰艇是旧金山湾退役登陆舰，锈如枯木。有人担忧：“海军不是陆军，光有胆子不够。”他却提出三个要点：系统办学、吸收知识分子、抓住潜艇技术。肖劲光听完连说两声“对路子”。
大连海军学校挂牌那天，黑板报上写着一句话：“海阔凭鱼跃。”为保证师资，他顶着非议，把清华、交通大学毕业的留苏工程师请进课堂。“讲动力学别怕深，学生有脑子。”他语气平静，却在私下给每位教授配了现役军官当助手，保证理论与实操相连。
1954年他率考察团走访符拉迪沃斯托克，俄方展示C级潜艇。他盯着潜望镜良久，只用一句评语：“咱们能学，也能改，关键是心不怯。”回国后，他亲自钻进第一条国产033艇首航舱。三昼夜下潜，船体偶有渗水，温度逼近40℃，一名新兵忍不住抱怨：“参谋长，这玩意儿真闷。”他笑着递上半壶温水：“潜艇怕闷的人就别来，换岗出去吹风吧。”

进入60年代，形势陡变，外援骤减。装备、教材、器材仿佛一夜之间都要自己造。他干脆把青岛老兵工厂改成临时修船车间，甚至把大学物理实验室搬到码头。有人问：“缺钱怎么办？”他摊开补满补丁的袖子：“把绸子省下来买钢板，自己拧螺丝。”
1970年春，他在办公室伏案审读《潜艇远航训练细则》修订稿，凌晨两点突感胸闷，再也没醒。次日，海风依旧，码头汽笛长鸣。老兵们默默把那本细则放进他抽屉，封签上写：“未竟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