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妙语调侃寺庙中和尚，和尚机敏回应六字，意外成为历史上流传不衰的千古对联！
1081年腊月的一场冷雨，把黄州的城墙冲得泥泞。苏轼披蓑走在驿道，他已是被削去实权的团练副使，但步履并未显出半分颓意。乌台诗案刚结束不到一年，朝堂风向仍紧，他却把心思移到了诗酒与禅。官帽可丢，气度不能丢——这是他在挫折里为自己立下的暗规。
王安石变法进入深水区后，反对声音四起。苏轼当年在湖州上书指出弊端，被诬“讪谤新法”。拘押、审讯、贬黜，一连串冲击，让这位本就豪放的士人彻底看清了官道的冷暖。放逐黄州的第二个月，他租下城外一片荒坡，自号“东坡居士”，耕田写诗，自给自足。表面退却，实则另辟战场：把笔墨和佛理结合，试图在文化的广阔天地里重塑自我。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镇江的书简递到他手中。写信的人是云门宗弟子佛印禅师，落款寥寥：“山水可期，相见在秋。”佛印父母籍贯杭州，与苏氏兄弟有旧，早知东坡才名。宋神宗曾赐其金钵，足见在佛门地位之高。苏轼读罢，笑道：“世缘未尽，何妨再走一遭。”
翌年初夏，他渡江抵金山寺。佛印外出讲经，寺里只剩一群小沙弥。苏轼信步至钟楼下，故意抬高嗓门：“寺里秃驴安在？”话音刚落，石阶旁一名眉目清秀的小和尚抬头回敬：“门前东坡吃草。”短短六字，把东坡二字化作耕牛，自嘲亦讥讽，听来泼辣。苏轼先怔后笑，连连合掌称妙。对话仅数息，却点燃两种文化的火花：儒家士人的狂狷和禅门机锋的凌厉。

不多时，佛印返寺。两人夜坐法堂，灯火摇曳。苏轼提笔写下偈句：“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许不为外物所扰。佛印看后，拿起木炭，在纸尾添三字：“一屁来。”苏轼愣住。佛印微笑：“八风尚不能动你，一声响屁却叫你动念，可见心不空。”苏轼击掌，自嘲败北。此事被弟子们暗记，后来传作笑谈，却也折射禅宗点破执念的方式：一句笑语，比千卷经书更锐利。
再往后，双方书信往来渐密。佛印偶出难题：“四大本无，五蕴非有，内翰欲居何处？”意谓色身皆空，连坐席都不成立，让苏轼回答“坐何处”自然无解。第二天，他悄悄把系腰的玉带挂在殿梁：若世事皆空，物我两忘，留与宝殿亦无妨。佛印不收，又写偈帖回送：“身外物寄空门，东坡意犹在。”于是玉带存寺，成为金山旧物，未必真是国宝，却见证两位高人“忘形之交”。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士大夫涉足禅林并非个例，欧阳修、黄庭坚皆在此列。变法之争令知识群体压力骤增，寺院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精神避难所。禅宗不问功名，以“当下顿悟”为旗，正好迎合失意者调适心理的需求。苏轼心胸本已旷达，一遇针锋相投的佛印，更把禅机融进词章：词里出现“坐中泠泠一杯酒，抱膝看云疏”，诗中写“问佛法无多子，留人说向侬”，都显露出儒释互补的痕迹。

回望黄州岁月，他自种自食，写下“稻花香里说丰年”，也写“夜来雨过一篱菊”。在官场，他是一枚被排挤的棋子；在溪畔，他是自由的农夫；在佛印面前，他干脆成了探求本心的学徒。几种身份交叠，最终汇成那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底气。豪放并非无视挫折，而是在一次次机锋、一番番自省中，把外部风雨转化为内部山河。
佛印晚年移居归宗寺，又致信东坡：“以心问心，常得自在。”苏轼彼时已调任汝州，回札只有两句：“得自在者，不在山，不在世，正在此时。”世人记得他们的妙语，却常忽略背后的时代风尘。政争、贬逐，纵横交错；禅语、诗酒，穿针引线。两位看似迥异的行者，其实借对答完成了一次共同的精神突围——留下的不仅是千古绝对，更是一段关于坚忍、幽默与超然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