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受害人同意”可以免除行为人责任是大陆法系民法理论的一点，在期中考试中，2408班和2501班同学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都在“责任的免除”中写上了“受害人同意”。但我都改成了“受害人故意”，因为在侵权责任编里，受害人故意是通用的免责条件。但是“受害人同意”的确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对应的点，即“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中的“患者知情同意权”，民法典第1219条“医疗机构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

2、但鉴于2007年“北京肖志军拒绝手术签字导致女友一尸两命案”，2009年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1220条又规定了“紧急情况下实施的医疗措施”。但是对于监护人放弃对被监护人的治疗，医疗机构能否出于保护患者生命利益，采用1220条的“紧急情况下实施的医疗措施”，显然又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日本斋藤茂男著的《当生命闪耀之时》开首讨论的某罕见病患儿在面临父母抉择放弃抢救而遭遇民众谴责，后来在日本全国展开的救助伦理大讨论。日本国全民社会保障到位，患儿的父母尚且面临这种两难，在社会保障远远不及日本的中国，对一个无法治愈的罕见病患儿的救治本身已经超越了法律的层面。

3、如同我在物权法课堂上提出的观点，农用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确立，恰好就是赋予了农户可以自由抛荒的权利。只要农户承包的耕地不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他就拥有了对自己所承包农用地抛荒的自由，我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建立在允许农户自己不参与耕作，而可以灵活地把土地上为他人设置土地经营权。这样既保证了他的物权，又能把他从农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农地没有条件设置土地经营权，于是是否允许农户抛荒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农户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抛荒其承包地，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无权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发挥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集体组织功能，为农户抛荒的土地找到出路，鼓励农民有偿退出土地或者出让土地给集体，集体在开办农业企业，发展特色农村产业，如蒲江猕猴桃，安岳柠檬，南充红苕等。

4、很多我们如今自以为常的法理概念，实际上历史并不长，比如患者的知情权，也就是病人的人权，是二战结束时的纽伦堡审判才确立的。再比如战争罪、反人类罪，也均是纽伦堡审判所确立的新概念。对纳粹战犯的审判，由此也引发了关于新法是否能够溯及既往的法理争论。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提出了拉德布鲁赫公式，指出法律应包含三项基本原则：实在法（制定法）需具备安定性；法律应满足正义与合目的性；当实在法的不公正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时，该法将丧失法律效力。公式旨在调和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冲突，为处理极端不正义的法律提供理论依据。

5、在讲求确定性的法律领域，面临很多极端情况下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冲突。因此，在民法典151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显失公平”的条文下，总则编司法解释没能做出如胁迫、重大误解或者欺诈等相对确凿的解释，而把这一条的判断交给了个案的法官。

6、又说回“医疗损害责任侵权”，患者可以自行选择放弃治疗和不接受医生推荐的诊疗措施，即我国实际上承认“消极安乐死”。但不支持子女或者其他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因为患者太痛苦而替他她积极安乐死的抉择。乔布斯患胰腺癌后不手术不化疗而选择东方自然疗法，七年后病逝，提示着拥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病人有自由决定治疗方案甚至不治疗的权利。而去年上半年上海红斑狼疮患者沙白女士赴瑞士行安乐死舱安乐死的案例和随后发生的剧烈讨论，提示着个人意志自由到底限度在哪里，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话题。我国民法典第992条规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又为“拒绝治疗”“放弃治疗”或者“安乐死”增加了“体系中自洽”的难度。

我校校庆快乐，愿诸位大朋友小朋友，走灵魂向上的路。“诸位，我是把你们当做城邦的卫士尊敬和教导的。”这是《理想国》中的哲人所期待的第一种重要的角色。卫士对城邦的德性负有重大责任，不可浑浑噩噩，不可敷衍塞责。个人德性是小字，而城邦的正义是大字。大字是小字的放大版，城邦内的人的德性，构成城邦的德性。

六一儿童节，永恒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