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以后不要再使用“低级别中国代表团”这样的措辞了。

这话说得不轻不重，但分量很沉，要知道，202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国派出的是一支专家学者代表团，由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率队，整个代表团主要由军事院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组成。

外媒很快给这支队伍贴上了一个标签，“低级别”。彭博社早早放出风声，说中国防长董军将连续第二年缺席香会，中方将派出一支“层级较低”的国防大学代表团。《南华早报》也跟进报道，用的同样是“层级较低”这个说法。

然而陈振声接招了，5月31日下午，香会全会结束后，面对媒体的提问，这位新加坡防长给出了一段直截了当的表态。他说，请不要再用“low level Chinese participation”这个说法了。

他接着解释说，中方派出什么样的代表团，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考量，不同年份有不同的参会级别，这很正常。他特别强调，中国代表团在多个全会上都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存在感和声音，所以请不要再叫他们“低级别”了，你也不喜欢别人叫你“低级别”。

这番话听起来不算激昂，但说得很到位，翻开陈振声的履历，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随意发声的人。
1969年出生的他，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从政前当过新加坡陆军总长，2011年步入政坛后，先后执掌过通讯及新闻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国防部、贸工部和教育部等多个重要部门。

事实上，早在香会开幕前，新加坡的态度就已经有迹可循，中方代表团的“降级”参会，让身为东道主的新加坡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上。

一方面，香格里拉对话会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新加坡政府承办，能吸引多少重量级代表，直接影响着这个平台的含金量。中国防长连续第二年不来，参会层级也降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加坡作为东道主，心里不可能不在意。但另一方面，陈振声很清楚，把话说得太重、把标签贴得太死，对谁都没好处。

所以他的表态，更像是一次精准的调校，这番呼吁背后，其实还藏着一条更深的线索。就在陈振声表态的同一天，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在香会上也放出了一番话，直接对准亚太盟友喊话，要求他们少办这类多边对话会议，把资源和精力用在造军舰、扩军备上，还直言美国不允许他们继续“搭便车”。

这番话一出，等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拆了东道主的台，香格里拉对话会就是多边对话平台，赫格塞思却说这类会议少办为妙。

新加坡作为东道主，刚刚还因为中方“降级”参会感到尴尬，转头就被美国防长这么一盆冷水浇下来，处境变得异常尴尬。在这种局面下，陈振声站出来呼吁媒体停止炒作“低级别中国代表团”这个说法，既是在为中国代表团正名，也是在替自己的平台找回公平和理性的对话氛围。

回过头来看，外界给中国代表团贴上“低级别”这个标签，本身就值得推敲，一些外媒反复强调“这是19年来层级最低的一次”，好像中国不派防长就是不重视、就是冷处理。但香格里拉对话会本来就是一个介于官方和学术之间的平台，各国派什么人参加，凭的是各自的考量。

中国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代表团，虽然肩上的军衔不如以往高，但表现反而比以前更活跃，面对日本、菲律宾、荷兰等国代表的言论，中方代表团没有回避，该回应的回应，该追问的追问，观点直给，道理讲透。这种不靠排场、靠内容说话的姿态，说到底是一种自信。

陈振声还特别提到，新加坡有一个习惯做法：哪怕某个伙伴因为国内事务无法亲自到场参会，双方也会保持电话沟通，随时互通进展。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它传递出一个朴素的道理，外交的分量，不在于会不会场上的军衔有多高，而在于平常的联络够不够勤、沟通够不够深。

当天香会结束时，陈振声还用中文说了一段四言诗，作为对整个对话会的总结。他念道：“空谈不做，万事成难，只做不谈，互信更难；不做不谈，难上加难；做做谈谈，万事不难。”台下响起了掌声。

这番话说的虽是对话本身的价值，但放在“低级别中国代表团”这个争议的语境里，也像是在回应那些只盯着级别高低、忽略了对话本质的声音。级别高低不过是外在的形式，能不能说到一起、聊到实处，才是一切的根本。

香格里拉对话会每年都在新加坡举行，走过了二十多届，平台上汇集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这个平台之所以能办到今天，靠的不是谁的头衔更高，而是大家还愿意坐下来谈。

陈振声的呼吁，说到底是在维护这种对话的可能性，他用明确的态度告诉外界：不要用“低级别”这样的标签去定义任何一方，尊重每一国的安排，保持对话的通畅，比什么都重要。

这也让人看到，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之间，中小国家的智慧有时候显得格外珍贵，不轻易选边站队，不盲目跟风炒作，在关键问题上把态度亮得既清晰又不失分寸。陈振声的这番表态，既让外界看到了新加坡的立场，也给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