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有群众举报华国锋搞个人崇拜，黄克诚坚定表态：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1978年12月的一个傍晚，长安街的寒风钻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窗缝，几位年逾花甲的老同志正围着文件核对条款。会上有人低声提醒：“这份草案如果要真落地，得有人敢先‘负荆’。”灯下的黄克诚只是摆摆手：“制度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先从自己开始。”
文化大革命刚刚翻篇，党内作风问题却并未随风散去。铺张、请客、公车私用，甚至对个别领导的过度吹捧，都在社会缝隙里滋长。陈云提出“整党风”，但要把宏大口号化为日常规矩，并非一纸文件就能奏效。黄克诚的办法很直接：先立家规，再立行规。他干脆把办公室的吉普车钥匙锁进抽屉，任何家人动用必须打报告，秘书们将这一幕当成活教材，挂在茶水间的黑板报上。

制度需要被“撞一下”才能看出是否结实。1979年夏天，中央纪委第二办公室临时组建，专司“两案”审理。几位军队出身的干部筹备春节团聚，计划用公款包下一桌酒席。主任曹广化觉得“兄弟们干活辛苦，犒劳一下不过分”，便批了款。消息传到黄克诚耳中，他立即找曹广化：“先写书面情况，再把预算单带来。”曹广化硬着头皮送上材料，黄克诚只抬头一句：“公家的钱是一分钱一分钱挣来的，这顿饭谁吃得下？”最终，会餐取消，曹广化在机关礼堂当众检讨。许多人后来回忆，那晚曹主任的声音有些颤抖，但他说完“今后但凡违反公私分明，愿受纪律处分”时，掌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响。

如果说内部整顿还属“一亩三分地”，那么1980年初那封署名“几个普通党员”的来信，却把矛头直指党和国家领导人。信中列出三件事：其一，江苏沿途为了迎接华国锋视察大搞戒严，三县交通瘫痪；其二，中央党校把华国锋曾坐过的木椅送进了展馆；其三，山西交城县正为他哥哥的旧宅扩建纪念设施。来信最后一句写得掷地有声：“这些做法与党的传统格格不入。”文件递到黄克诚手上，他只说了一句：“群众敢说，我们更该敢查。”
调查组很快出发。江苏的档案显示，当地为了所谓“万无一失”，不仅清空了公路两侧，还封闭了渡口；党校方面承认将椅子陈列，并称“系下属主动献礼”；交城县那座纪念馆则已动工。材料如雪片般汇集到中纪委。黄克诚将结论呈报中央后，直接把意见抄送给华国锋。几天后，华国锋的批示退回：“此类做法于党无益，于本人有害，应立即纠正。”随即，交城县停建工程，党校将椅子归位，江苏省纪委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7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各级机关一律不再悬挂现任领导人画像；三天后，禁止张贴华国锋题词的通知下发全国。短短数月，数十年延续的“领袖挂像”传统划上句号。有人感慨：“墙面空了，心里才装得下更多人。”
外界往往把这一连串动作视为高层权力更迭的注脚，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制度推手。没有严谨的调查程序，再响亮的口号也可能停留纸上；没有敢于拍板的执纪者，再详尽的规则也可能沉睡档案。黄克诚常说：“纪检不是敲钟，而是筑坝，洪水未必常有，坝却不能少。”对公款吃喝的零容忍，是堵住侵蚀肌理的小口；对个人崇拜的刹车，则是防大坝溃决的闸门。一条条纪律、一份份文件，像沉重的闸板，层层并列，最终把滔天水势稳稳挡在体制之外。

1980年岁末，中央纪委的灯依旧亮到很晚。走廊里有人悄悄议论：“黄老说过，要留个干净的摊子给后来人。”另一人低声回道：“他还说过，‘要是有哪个写我们歌功颂德，我第一个不同意’。”这句只在茶余饭后流传的小插曲，最终落在厚厚的工作日志里，成为那段岁月的另一行脚注——制度与人心，正在缓慢却坚定地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