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香港，一对男女“翻云覆雨”之后，男人伸出手抚摸着对方，随后却贴在耳边低声说了句话。话音刚落，女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信息来源：（《民国"暗杀大王"的传奇生涯》·人民日报《人民文摘》）

“你丈夫不是王亚樵的心腹吗？”
 
这个女人叫余婉君，此时正浑身发软地依偎在男人怀里，听了这话，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瞬间清醒了大半。她猛地推开男人，警惕地盯着对方，声音都在发颤：“你到底是谁？想干什么？”
 
男人叫陈亦川，是军统特务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钞票，轻轻放在床边，嘴角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帮你救你丈夫余立奎出来，还能让你和孩子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余婉君的眼睛死死盯着那沓钞票，心里五味杂陈。她的丈夫余立奎是王亚樵最信任的兄弟，两人是安徽同乡，一起在上海闯荡，创立了斧头帮和铁血锄奸团。

余立奎对王亚樵忠心耿耿，去年因为参与刺汪案被捕，军统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皮鞭蘸盐水轮番上阵，可他硬是咬碎了牙，半个字都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
 
而余婉君自己，本是王亚樵的妾室，后来王亚樵见余立奎丧妻，便仗义将她许配给了余立奎，还亲自当了他们的介绍人，主持了婚礼。如今丈夫身陷囹圄，她一个弱女子带着孩子在香港无依无靠，日子过得十分窘迫。
 
陈亦川看穿了她的心思，继续说道：“戴老板说了，只要你帮我们找到王亚樵，不仅立刻放了余立奎，还另外给你十万银圆，这笔钱足够你在香港买栋大别墅，再也不用过这种看人脸色的日子了。”
 
十万银圆，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余婉君心动了，她不是什么贞洁烈女，只是个想让孩子活下去的普通母亲。但她还是有些犹豫，毕竟王亚樵对他们夫妇有恩，是丈夫的救命恩人，也是她的旧主。
 
陈亦川看出了她的动摇，又添了一把火：“你以为王亚樵真的在乎余立奎的死活吗？他自己躲在广西梧州逍遥快活，把你丈夫扔在监狱里等死。我还听说，他对你一直念念不忘，当初把你让给余立奎，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罢了。”
 
这番话像一把尖刀，深深刺进了余婉君的心里。她想起自己这些日子的艰难，想起丈夫在监狱里受苦，而王亚樵却杳无音信。

嫉妒和怨恨像野草一样在她心里疯长，她咬了咬牙，终于点了点头：“我可以帮你们，但你们必须说话算数，先放了我丈夫。”
 
陈亦川笑了，他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告诉余婉君，戴笠的条件是先找到王亚樵，确认他的位置后，才能释放余立奎。他还教给余婉君一套说辞，让她去广西梧州找王亚樵，就说自己在香港实在活不下去了，想投靠他，让他帮忙找个住处。
 
余婉君按照陈亦川的计划，辗转来到了广西梧州。此时的王亚樵确实隐居在这里，他是 1936 年 2 月从香港逃到梧州的，在李济深的帮助下，住在西江边上的一栋军人别墅里。
 
王亚樵虽然是令蒋介石和戴笠闻风丧胆的 “暗杀大王”，但他对手下的家属向来照顾有加。听说余婉君来了，他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她，不仅安排了住处，还按月给她生活费。此时的王亚樵或许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庇护的这只 “孤雁”，早已变成了索命的 “罗刹”。
 
余婉君在梧州住了下来，她表面上对王亚樵感激涕零，暗地里却在观察他的行踪，每天都把他的活动规律报告给陈亦川。陈亦川则带着十几个军统特务，悄悄潜入了梧州，在余婉君住处附近埋伏下来。
 
1936 年 10 月 20 日，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余婉君以 “有重要事情相商” 为由，邀请王亚樵到她的住处。王亚樵没有多想，他觉得余婉君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便独自前往。
 
刚推开余婉君住处的木门，突然一把石灰迎面撒来，刺得他双眼无法睁开。“戴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王亚樵怒吼着掏枪试图反抗，可十几支枪口已对准了他。
 
很快，随着五声枪响划破雨夜，三把尖刀接连刺入王亚樵的身体。这位令蒋介石假牙发酸、戴笠门窗紧锁的 “民国第一杀手”，这位曾策划刺杀侵华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一条腿的抗日英雄，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年仅 47 岁。
 
王亚樵死后，特务们没有放过余婉君。他们在撤退的路上，毫不犹豫地将她灭口，让她和王亚樵死在了同一天。余婉君到死都没琢磨明白：明明谈好的买卖，怎么说变就变了？那个还在号子里苦熬、死都不肯出卖大哥的余立奎，最后也没能等到老婆和自由。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长舒了一口气，说道：“这下，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而戴笠则因为除掉了王亚樵这个心腹大患，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赏，在军统的地位更加稳固。
 
王亚樵的死，是民国史上的一大悲剧。他一生都在为抗日和反蒋而奋斗，用暗杀这种极端的方式，在黑暗的年代里发出了自己的怒吼。毛主席评价他：“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