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被免职审查后依然享受副大军区职级待遇安置，令人关注！
1940年代的寒冬夜，山东平原上一盏马灯照亮了作战地图，几位连队骨干围坐商议宣传标语。刘兴元用粉笔写下几行字，抬头问旁边的年轻干事：“字大不大？百姓能看清吗？”干事答：“能看清，就是有点费粉。”刘兴元轻敲桌沿：“粉不值钱，士气值钱。”寥寥数语，道出他对“文化”二字的倔强坚持。
读书是他的底色。6岁起私塾熏陶，17岁又在棉纺机轰鸣声中做过帐房文书，这份笔头功夫让他在冯玉祥部里混迹枪林弹雨时，仍随身带一本《资治通鉴》。1931年中央苏区濒临第四次“围剿”，不少散兵游勇徘徊去留，他却凭着那点文化，读懂了《红星报》上“打土豪、分田地”的新宣言，于是毅然脱离旧部，穿过防线，投奔红军，同年12月在瑞金宣誓入党。脱枪换旗，靠的既是政治判断，也是书本给他的眼界。

进入抗战时期，他被派往陇海铁路沿线组织游击。晚点的列车、半夜的号角、流动的民工，都是流动的课堂。刘兴元要求每个分队写战地小报，“兵写兵看”，写错别字也得重抄。有人抱怨：“还不如练两发枪。”他回一句：“枪打完子弹就没了，笔写得好，能管一辈子。”一句玩笑，实则硬性制度。罗荣桓巡视二师时，半开玩笑地称他“刘铁嘴”，源头就在这股逼人劲。
建国后，他被调到广州军区，随即兼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那是1970年底，军队系统刚完成第一次大规模精简，部队转业与地方经济重建交织，矛盾四起。广东外贸码头装卸费提高，战士参与抢卸，却不收分文补贴。省里有人建议发一笔“加班费”慰劳。会上刘兴元抬手制止，声音并不高：“打仗没人给稿费，建设也别惦记补贴。”会后，他单独找那位提出建议的干部，“话说重了，别放在心上，但原则不能让步。”二人相视，尴尬又理解。短短几分钟，既给足对方面子，又守住财经红线，这是他行事的一贯手法。

广州军区当时的主官是龙书金，两人共事不久便因修建军区礼堂的超支问题发生争执。龙书金认为礼堂是形象工程；刘兴元则认为应先把钱用在训练场。气氛一度紧张，刘兴元说：“练兵场是保障打赢的骨头，礼堂是面子，骨头不能瘦。”龙书金摔门而去，第二天仍照常一起下部队，谁也不提旧事。军队讲执行，冲突亦在可控范围内化解。
1971年11月，毛泽东南下调研，停在韶关。深夜会客室里，毛泽东慢声问他：“广东稳不稳？”刘兴元回答：“经济基础薄，心要稳，脚得快。”毛泽东点头：“脚快，不能乱跑。”谈话不到十五分钟，却把广东省班子的方向钉死——稳中求进，稳定压倒一切。此后一年，外贸出口激增，知青安置也初见眉目。可好景并未长久。

1972年3月，他接令赴四川主持省委与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会工作。巴山蜀水，粮食产量与兵员补给都绕不开险峻山路。刘兴元在军区驻地设“对标墙”：一侧贴计划数字，一侧贴完成数据，并留空白格让连队自填。他直言：“空白多说明路没修好，不是人没干好。”四川山区交通困局由此受重视，多条公路列入急建计划。此举大幅提升了军队机动效率，也为后来川西经济圈奠基。
转折出现在1977年。军队系统清理文件时，发现他早年在旧军阀部队留下的几份工作备忘，上级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同年9月，他被调往解放军军政大学任政委。职位不低，却距离决策核心渐行渐远。1978年11月，他递交“休息”申请，自请回避，随后接受长达六年的组织审查。有人低声问他感觉如何，他淡淡回：“兵打仗难免挂彩，干部做事难免留痕，查就查吧。”旁人无语，这不是辩解，而是不想再辩。

审核没有给出结论，只一句概括——“历史问题存疑，不影响待遇”。1984年，中央批准其退休，级别定为副大军区职。文件送达那天，他正在院内翻阅《古文观止》。管后勤的同志提醒：“老首长，该搬到干休所了。”他合上书，拍拍封面：“地方再小，只要能看书写字，就不觉得委屈。”随后轻车简从，带走两箱旧书、一口旧皮箱。
从私塾学童到省委书记，再到被审查的老将，他的人生起伏不止，却始终离不开几样东西：一本书，一支笔，一张原则底线。有人说他不懂变通，也有人说他“嘴硬心软”。但在那几乎每一步都与风口浪尖相伴的年代，恰恰是这份硬度，让他最终得以体面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