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罗荣桓听陈沂遭遇后，皱眉道：这不合理，他曾立大功，怎么会这样对待有贡献的人呢？
1956年3月的一个清晨，北京东单礼堂灯火通明，军队文化骨干汇聚一堂，讨论“怎样让子弟兵在和平时期依旧保持昂扬斗志”。坐在会议桌首位的陈沂少将，看着墙上的大字标语，神情专注，那时没人会料到，一年后他会突然被贴上另一张标签。
追溯到1950年5月，海南岛刚插上五星红旗，陈沂随部队返汉途中短暂驻济南。他本可按组织安排去最高人民检察署，可罗荣桓一句“文化口正缺干将”让陈沂心里有了答案。他北上后着手筹建总政文化部，先从老战士中挑出能写会画的七十多人，又把延安鲁艺留下的资料翻了个遍，不到三个月，一支骨干队伍雏形初现。
同年秋，故宫太和殿两侧挂起巨幅横幅——“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陈沂与七十余名参展人员披星戴月布展，把辽沈、淮海、渡江三大战役的沙盘、缴获装备和指挥电文一一陈列。开幕那天，朱德停留在“辽沈战役动员图”前足足二十分钟，随后握着陈沂的手说：“这些东西留住了历史，也留住了精神。”展览结束后，参观人数突破百万，军委决定把展览资料拍成电影，并让文化部继续跟进宣传。

1951年至1953年，抗美援朝最吃紧的时候，慰问团三进朝鲜前线。炮声轰鸣中，陈沂在散兵坑里给志愿军文工团排节目，夜里借着战壕里昏暗的煤油灯改歌词。第一批《谁是最可爱的人》宣传画就是那时敲定的。战地文化演出虽然只有十几分钟，却让前线官兵笑着走向阵地。彭德怀曾打趣：“你们的鼓点比炮弹还提气。”
短短几年，总政文化部把战功展览、英雄大会、战地文艺三件事做成系统工程。许多老兵说，陈沂的部门不像普通机关，更像一支没有枪的战斗分队。

风向在1957年5月骤变。“百花齐放”的热度还未散去，“右派”名单却迅速贴到了机关门口。陈沂名字赫然在列，理由是“文艺观点有个人主义倾向”。当晚文化部办公室熄灯得格外早，走廊里空荡、文件夹摞成一堆待清点，空气里都带着纸灰味。
收入骤降至每月28元后，陈沂和妻子被迫搬到鼓楼附近一间不足十五平的旧平房。有人在窗口悄声议论：“堂堂少将，怎么混成这样？”夜深时，马楠常蹲在煤炉旁发呆，火光照得房梁忽明忽暗。

3月下旬，罗荣桓听秘书报告此事，眉头紧锁。“这种处理，欠妥！”他低声说。又补了一句：“他立过功，功不能被一纸决定抹掉。”随后拨通肖华电话，只抛出一句：“要尽量照顾。”对话很短，却透露着克制的焦急。
罗荣桓措辞谨慎，他清楚运动的洪流不可逆，只能尽力把陈沂的军籍、医疗、家属待遇保住。临别前，他拍了拍陈沂的肩：“先把身子骨养好，文件的事慢慢来。”这一拍并未改变定性，却为陈沂保留了与部队的最后联系。
1958年夏，陈沂被派往黑龙江依安马场监督劳动。北风卷着沙石刮在脸上犹如刀割，他白天修渠道、赶马车，晚上整理旧资料，手脚冻裂仍硬撑。那几年，军队内部有几十名文化骨干被陆续外调，一些剧本搁置，一些刊物停刊。有人感叹，最缺人的并不是文工团，而是能统筹全局的“陈沂们”。

1963年9月，罗荣桓因病住进总医院。病重期间还问秘书：“黑龙江那位同志，现在可好？”十月初收到回信：“仍在农场，身体无恙。”罗荣桓微微点头，却再无力过问更多。12月16日凌晨，他长眠于病榻，消息传到依安，陈沂倚在窗前沉默良久，手里那本《诗经》被雪水浸透。
1979年春，陈沂的“右派”结论被撤销，相关档案附上一行字：“原定性不当，予以纠正”。那一年，他已年过花甲，头发花白，却仍带着早年留下的笔记四处奔走，协助复原军队文化资料。谈起旧事时，他只淡淡地说：“文化是一支看不见的枪，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