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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一个是将贪官剥皮实草的嗜血暴君,另一个是给

「明太祖朱元璋」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一个是将贪官剥皮实草的嗜血暴君,另一个是给农民免税分地的布衣天子。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呢?

在我看来,朱元璋对百姓的真实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把百姓当成了需要精心照料的“庄稼”,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这里的区别在于:爱民,是尊重人的尊严;而“惜民”,是把人看作国家赋税的来源、兵役的基础。朱元璋属于后者,他确实为百姓做了很多,可那份“好”里,总透着一股让人后脊发凉的冷酷。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洪武二十三年那场鲜为人知的“大杀京民”。

 根据跟随朱元璋起兵的洪武老兵俞本,在其私著《纪事录》中明确记载:“上以应天府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同时代的祝允明在《野记》中也补充了细节:“京民为逆,戮其半,迁其半于化外。”所谓“化外”,就是流放到蛮荒边陲,十去九不还。

 这次屠戮有多少受害者呢?综合明代南京学者顾起元《客座赘语》的记录推算,大概两到三万户,按当时户均五口人计算,约十到十五万南京百姓死于非命或被迫流亡。讽刺的是,朱元璋自己竟在同一时期的《大诰·京民同乐第二十八》里振振有词:这些“愚民”被逆党蛊惑,纯属“暴民膺惩、死有余辜”。

他把屠戮说成替天行道,把清理掉不听话的百姓比作除草护苗,为的是保全大明江山这块更大的“庄稼地”。

 容不下百姓半点独立性,也体现在他对民间日常的极致管控上。按照当时的规制,百姓不准随意流动,不能看戏,发型和衣着必须符合朝廷规定。

 谈迁《国榷》记载,仅因违规穿靴一项,就有三十多个南京百姓被充军发配,弄得人人自危,“言之至今心悸”。如果说爱民是体察衣食冷暖,那朱元璋这套做法,更接近于把百姓当成棋盘上的棋子,怎么摆、怎么走,全凭他一人说了算。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有那么多记载说他爱民如子呢?

 他确实给百姓减税、分地,甚至严令地方官在灾年先开仓放粮再上报。他还留下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农民就像“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史料里反复强调“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这并非全是虚言。问题是,他从骨子里只把农民当成国家的根本生产力,而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在头条上有一个讨论很能点透这种矛盾。有创作者援引《明太祖实录》的内容指出,在对待普通百姓的问题上,大臣李善长、杨宪等人主张“非重治则犯者益重”,意思是必须对刁民施以重刑。朱元璋却持反对意见,说“以善导之”,还明确提出“刑戮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也”。

 在他看来,杀戮只是粗浅的统治手段,真正高明的是让百姓吃饱穿暖,自然不会轻易触犯法令。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他觉得哪块庄稼染了虫害,威胁到整片田地,他的屠刀会砍得比任何大臣都干脆。

关于他爱民的许多传说,同样需要仔细打量。

 比如民间流传甚广的“贴倒福”故事:说朱元璋让心腹在没张灯的人家门口贴“福”字,想杀掉张灯的人家,马皇后悄悄让人全城贴上福字,才化解了这场灾祸。

 我们大多记得马皇后的仁慈,却很少反思朱元璋为什么会动下屠城的念头。这种故事恰恰说明,在百姓口口相传的记忆里,他始终是个需要被他人善意驯服的戾气集合体。

朱元璋从流民、和尚、乞丐一路杀出,深知饥寒交迫是什么滋味。

 所以他掌权后,确实做了许多历代帝王做不到的事:轻徭役、扶农桑、建立养济院、压制豪强。可他的统治底色依旧是恐怖的,在他看来,只要能让地里长出好庄稼,哪怕刨掉几株碍眼的苗,那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答案其实很清楚了:‌朱元璋护的是民力,惜的是民产,唯独没把民当成活生生的“人”。‌ 在他眼里,天下的百姓就像自己屋后那片庄稼。他会为庄稼挡风遮雨、除虫浇水,可一旦哪垄庄稼长歪了,也会毫不犹豫连根拔去。

您觉得朱元璋这种把百姓当庄稼来经营的做法,算是爱民吗?还是说,真正的爱民,应该是先给予生而为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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