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李涛上将离家三十年后回到故乡，亲切嘱咐警卫收起枪，说：家里不用持枪！
1957年春，中央有关部门向各地发出文件，要求深挖本地党史资源，系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湖南汝城的信纸一封接一封地飞往北京，其中一封落在李涛上将案头——寄信人是一名准备到部队应征的青年，他写道：“家乡的红色往事，课本上一页都找不到。”这句话让李涛怔了好一会儿。
那年夏末，他把那封信连同自己苦心撰写的三千字说明寄回汝城县委，建议以朱青勋烈士为中心，组织一次有分量的纪念活动。县委很快回电，同意方案，并请他在适当时机亲自回乡参会。李涛对副官说：“这是组织交给的差事，更是对老乡的交代。”这回乡之旅便定在11月。

11月8日清晨，军用吉普驶进延寿村口。土路已铺上碎石，田里新建的水渠闪着亮光。警卫员握枪立于车旁，警惕地张望。李涛拍拍他的肩膀，低声吩咐：“到家门口了，把枪收好，乡亲们用不着看这个。”青年警卫愣了下，还是把枪背在身后，脸上浮起笑意，乡音在耳边回荡，仿佛久违的稻香。
三叔李逢梯拄着竹杖迎了出来，连声说变了、变了。三十年前，这里草屋连片，如今白墙青瓦连成一线；昔日佃农成了自家的主人，秋收后稻谷堆满晒场。李涛把随身带来的三百元津贴分给左邻右舍，还特意捎来几捆上海布料，逗得孩子们争相触摸。有人小声感叹：“打江山的人回来了，还记得咱。”
9日一早，他去山坡祭扫父母坟茔，归来时径直进了村小学。黑板上写着“劳动最光荣”五个大字，几十个孩子坐得笔挺。李涛没端架子，抬手在黑板上写下“朱青勋”三个字，回身问：“认识吗？”寂静片刻，一个小男孩怯怯答：“不认识。”李涛笑了，换成本地方言：“稻田里挖粪难不难？”孩子们齐声道：“不难！”他点头：“烈士走的路，比挖粪难一百倍，你们得知道他的名字。”课堂霎时安静，一张张小脸露出思索的神情。

10日傍晚，侄儿李世商被叫到堂屋。李涛告诉他，家族老辈人盼“知世明道”，“商”字不合时宜，改名“世道”可好？少年愣了片刻，重重地点头。“伯伯，我会好好念书。”两句对话简单，却像在家族谱上翻开了新页。
11日上午，李涛踏进李昭明旧居。灰瓦旧木仍在，却不再高踞村头。昔日地主如今被安排在互助组学习，见到上将有些局促。李涛没有训斥，只看着墙上剥落的福字说：“旧账翻篇，人得走新路，明白吗？”李昭明连连点头，眼里既惶恐又释然。

12日，汝城县影剧院座无虚席，朱青勋烈士殉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舞台中央摆着一方覆盖红绸的碑石，李涛脱下军帽，迈上台阶。没有讲稿，他回忆1927年秋收起义后朱青勋组织地下交通线、掩护伤员的情景，声音低沉却清晰：“那时候几条小路，走错一步就是刑场。但他还是走了。”会场鸦雀无声，只听到远处斜阳透窗的风声。
大会结束，县里决定于烈士牺牲地修亭立碑，工程紧锣密鼓。1958年1月，石亭落成，朱家后人捧着骨灰盒，李涛站在一侧，目光被碑阴那个小方格吸引——那里刻着“荐我战友于青史”八字，出自他的手笔。

有人统计，短短两个月，延寿小学的红色角新增了九块展板，八位烈士事迹陆续整理成册。放学后，孩子们围着展板争抢朗读，村口的老人则在树荫下回想当年烽火。汝城县委在总结里写道：“群众自发纪念的热情，是最强的宣传。”
临行那天，警卫员问：“首长，还带枪吗？”李涛摆摆手：“路上防身即可，进村不用。”车开出二里，他回望连绵稻浪，心里清楚，故乡的故事会被一代代人接着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