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朱良才主动向中央递交离职报告，毛主席看后称其觉悟很高，予以高度赞扬
1935年3月的一个凌晨，贵州盘县猪场传来剧烈爆炸声，硝烟裹杂着山风翻卷而来。空袭刚散，断臂未愈的朱良才拄着木杖奔向伤员堆，“快，把担架抬过来！”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摇头：“只要还能走，就得顶上。”这一幕被随军记者草草记下，后来成了红军长征日记中极震撼的几行字。
炮火声之外，还有比肉体疼痛更沉重的压力。早在1925年，他在湖南汝城为组织农协四处奔走，白天开会，夜里抄写传单。乡亲们看着清瘦的青年总爱问一句：“这条路值吗？”朱良才总把草帽往下一压：“得有人先站出来。”他信的，是那时井冈山传来的“工农武装自己解放”的声音。
两年后，他调到红四军当第一秘书。赤卫队在永新集结，三百条步枪叮当作响。面对数倍之敌，他却敢在作战会议上拍案直言：“百姓是靠山，城打不下来，就先把靠山固牢！”此后一个月，靠收编散兵与动员乡勇，队伍硬是翻了三倍。身份写着“政治干部”，行动却总冲在前面，攻吉安、守黄陂，左臂中弹后简单包扎再上阵，直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整条右臂被炮片撕裂才被迫后撤。

临时包扎只用草药和竹板，他躺了九十多天。周恩来去看他，轻声叮嘱：“命还长，别急。”朱良才苦笑：“胳膊没了，人还在。”等能翻身，他又递交请战书。医学不足，意志补上，这种“硬撑”给部队带来的是难以丈量的精神分。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往晋察冀三分区任政委。那片山地沟壑纵横，兵少枪旧，日军频繁扫荡。朱良才没把“政委”当文书，他会在夜色里摸黑去前沿阵地听哨兵诉苦，也会在简易窑洞里指着剧本手稿说：“唱戏也是打仗。”抗敌剧社随部队辗转，一曲《黄河哭》唤醒了五台山十几处村镇，农民主动送粮、背伤员，日军封锁线多次被群众撕开缺口。不得不说，这种文化动员的威力，并不亚于一挺机枪。

李开芬就是在剧社帐篷里忙碌的身影之一。她改衣服、抄歌词，也管组织关系，却很少提自己是政工干部。冬夜排练完，她给丈夫缝扣子，“这点空当也得省着用。”朱良才低头看着线头，鼻子一酸又拍拍她肩：“革命赚不来家当，但能留下骨气。”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他奉命出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年8月，三大战役硝烟尚未散尽，新中国雏形已现。政治整训、军政大学的教材、军区文工团的排演计划，每一项落到他桌上都要改上三五稿。有人打趣：“朱主任，细得像绣花。”他并不介意，只道：“带兵先带心，带心先带理。”

1955年授衔，上将肩章才别好，他却开始反复思量另一件事。中央倡导干部年轻化，身体的旧伤也时常隐隐作痛。1958年冬，他把一封亲笔写成的报告放在公文夹顶端递交军委，只有两页纸，核心就一句：请准予退下火线，让年轻同志挑担子。几天后，毛泽东批示：“觉悟高，照准。”很快，周恩来在常委会上笑言：“这份报告，写出了老同志的胸怀。”
1月20日的军区党委会上，他再次站起身，语速平缓却不容置疑：“岗位有人接，我踏实。”会场一阵沉默，随即掌声起伏。有人事后感叹，交班也能交得这样干脆，是老一代将领共同的默契。
离开指挥席后，他搬进普通干休所，开始整理回忆录，也常被邀请给军校学员讲课。讲到长征，总有青年问：“那么冷的夜，为什么不退？”他眯眼笑：“退一步，后面就是老百姓；再退，就没后路。”

家里规矩更严。长子原叫“朱光耀”，他让改成“朱庶民”，理由是“出门先想自己是普通一员”。孙子大学毕业想进军队，他摆手：“可以考，但排队走程序。”这股不肯给自己开绿灯的劲，被家邻戏称“朱家家法”，其实不过是那支队伍留下的纪律习气。
1989年2月，89岁的朱良才在北京医院静静合上双眼。遗物中最重的是那根长征时的木杖，杖头磨得发亮。有人把它送进军事博物馆，标签写着“朱良才用过的木杖”。参观者或许不知道，这根杖不仅撑过群山，还撑起了一位老将军的操守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