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萧向荣调到国防科委，妻子余慎对丈夫说：这份工作真的适合你吗？
1975年1月18日，北风卷过玉泉山，军委一份薄薄的任命表刚被送进警卫值班室。名单里出现了一个尘封多年的名字——萧向荣。十多分钟后，纸张已传到他的病榻边，墨迹仍暖。
那是一次大面积干部调整的序幕。文化大革命后期，军队派性、机构停摆、装备试验拖延，矛盾交织。中央决心把老将重新推到牌桌前，让经验与秩序一起复位。萧向荣正是“被点名”的那一批。
不过，他此刻的影子仍停留在河南驻马店那片黄土地。1969年秋，他被编入总参“五七”劳动学校。清晨割麦，中午抡镢头，夜里抄诗。战友回忆：每月发一叠白纸，他总能写满，还爱用凉水擦背，保持军姿。

表面是苦役，深层却是政治再造。五七学校的制度设计模仿延安整风：劳动改造体魄，集会剖析自我，再由批示决定去留。对很多将领而言，这不是暂住，是未知的终点。萧向荣却把它当成“战备拉练”，给自己定下行军粮配额和诗词背诵计划。
有意思的是，同期被下放的干部里，出现了一个“小型智囊圈”。午休时，他们围坐窑洞口，研究苏联火箭资料、背诵《孙子兵法》。萧向荣常开场：“技术不进步，吃苦也白搭。”一句话引来哄笑，却没人反驳。逆境里，他们依旧谈论航天。
1973年4月，他偷偷把三页信纸交给进京汇报的老兵，收信人是叶剑英和周恩来。信里没有怨言，只列三项请求：允许回到有实际任务的岗位；保留党籍；如果不批准，请将自己送回河南继续劳动。两位领导批示：另议。事情就这样埋伏了两年。

邓小平复出后，军队整顿火速推进。徐立清负责传话：“军委认为，你去国防科委合适。”消息传到家里，妻子余慎皱眉。“国防科委高强度，耗精力。”萧向荣摇头：“国家需要，不挑。”余慎低声一句：“身体要紧。”两口子的争执没惊动外人，却道出了顾虑。
一周后，他踏进阔别已久的紫竹院办公区。张爱萍迎上来，先递过一张简报。“派别零散，科研耽搁，我们得先拆‘山头’。”两人并肩走进会议室。灯光下传来低低对话——
“老萧，这摊子不好收拾。”
“越难越得上。”

“身体真撑得住？”
“试试看，别让人笑话老兵。”
接下来的文件起草毫无浪漫色彩。三天两夜，他们把基层研究所的名单一行行划红线，将串连组织定性为“必须立即解除”。5月中旬，国防科委贴出整顿通告，要求任何技术人员只服从项目指挥，不得私设小组。很多人长舒一口气，也有人默默撕下墙角的标语。

派别瓦解后，科研进度明显提速：远程测控站恢复校准，固体燃料实验提前八周点火。工作人员私下评议：“老萧讲话没一句高调，却让流程顺了。”遗憾的是，他自己却没能看到全部成果。1976年3月23日凌晨，心脏骤停，让他永远停在65岁那一页简历上。
同年春末，张爱萍写下一段评语，“其人其事，胜在刚直”。1980年，《人民日报》刊发纪念文章，删去了所有抒情，只留下履历、文件与数字。历史档案馆后来整理国防科委材料，第一页就装订那份1975年的整顿通告，签名：萧向荣。
文件黄了，字迹依旧锋利。对那一代军人而言，人生起伏与岗位更迭没有抒情余地，写在卷宗里的，只有责任和完成时态的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