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战役中的英雄，曾孤身击毙十多名敌人，转业回乡却遭恶霸辱骂，这公平吗？
2010年3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开发区消费者协会的走廊里忽然传来砸门声与咒骂，空气中满是火药味。
前台姑娘刚想解释，一名脖子上挂着粗金链的男子已拍桌怒喝：“三天之内不给答复，信不信我把你们告到省里？”
“请坐下，有话慢慢说。”坐在角落里整理卷宗的中年人抬头，声音不高，却让吵闹嘎然而止。他叫杨启良，新来的秘书长。
青年职员事后回忆，那一刻办公室像突然降温，谁也不敢再大声。没人知道，这位头发花白的科室主任，当年在云南老山的雨林里，曾把自己当作诱饵，顶着弹片守住高地。事情很快平息，杨启良只是记下要点，让对方补齐证据再来。可在场的人隐约明白，平静不代表软弱。

将时间拨回26年前。1984年7月，老山主峰雨雾缭绕，山体被喀斯特溶岩切割成犬牙交错的峭壁。山脚到山巅不过四公里，行军却要跋涉一整天。那年，21岁的浙江黄岩青年杨启良随步兵一师二团三连进驻老山。猫耳洞像被子弹啃出的蚁穴，潮得能拧出水，稀薄的空气混着腐叶味道，士兵们的军装三天就发霉。可越军的炮弹比霉斑更难缠，白昼黑夜轮番砸来。
1985年3月初，166高地成了两军争抢的棋眼。失去它，老山主峰就成孤岛；守住它，才能继续压制越军阵地。三连组了两支突击队，总共不到二十人。夜色遮掩，他们攀着藤蔓摸向岩壁。凌晨时分，第一波突击成功插入阵地，却迎来比雨点更密的子弹。
拂晓，越军调来连排火力反扑。主攻道只容一人通过，其他战友或伤或亡，碉口只剩杨启良。机枪子弹打光，他摸出手雷，拉环后掷出，炸响阵阵。他的电台里传来连长急促询问：“还能撑吗？”他咬牙回复：“炮火再贴近一些！”短暂的寂静后，山顶被自己的榴弹火网笼罩。硝烟散去，越军尸体横七竖八，统计至少十余人再没起身。

三个昼夜的拉锯后，高地稳住。战报顿时传遍前沿，杨启良记功，一等；三连添了“坚守英雄连”锦旗。可战事还远未结束。直至1989年10月底，防御作战转入收束；1993年，老山主峰终于不再响起迫击炮的回声。
战争结束不久，部队里出现了新的“命令”——年轻人留队，部分老兵择优转业。1996年，已是营级骨干的杨启良摘下军衔，回到家乡。那一年，转业安置还在摸索，很多人一身本领却找不到合适岗位。他被分配到工商系统，日常工作由战术地图改成纠纷案卷。
最初，亲友替他鸣不平；可他想得简单：“穿什么衣服都一样，干活就行。”十多年里，假冒伪劣、虚假宣传、霸王条款，被他一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逐一摆平。偶尔碰到气焰嚣张的“职业索赔人”，他依旧用那股子在猫耳洞锻炼出的耐心与果决。

回到那间办公室，金链男子隔着桌子重复威胁：“不给说法，砸场子！”杨启良抬眼，“可以，先把身份证放下，再谈诉求。”对方一愣，收起粗话。事后调查证实，此人票据伪造企图敲诈，案件被移交公安。年轻同事私下感叹：“老杨是怎么做到一张嘴就镇住他的？”只得到一句淡淡回应：“打仗时见过比这更吓人的灯光。”
他从不刻意提及老山。偶尔有战友来访，几个人围坐夜聊，对话简单——
“那天要不是你挡在坑道口，咱们谁还能回来？”

“都撑过去了，不提了。”
“活着就是最大胜利。”
话音落处，窗外海风带来咸味，灯光下的笔记本上，依旧是整洁的卷宗编号。
军装换成便装，肩章变成工作证，可骨子里那股子能顶住炮火的韧劲没变。老山的硝烟早已散尽，留下的，是一位退伍班长在市井琐事间筑起的另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