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先读完关于强渡大渡河的文章后，向杨得志质问：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历史事件呢？
1958年11月的一天，南京军校的资料室灯火通明。孙继先翻到印刷样张时眉头一下收紧，纸上写着“十七勇士”，而他记得明明是十八个名字。
有人递来热茶，他却顾不得放下样张，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杨团长，这一删，少的可不是数字。”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满。杨得志抬头，“坐下慢慢说。”一句简单对话，外人听来轻描淡写，对两位老战友却像一声集合令。

他们的分歧并非始于此稿。二十多年前，大渡河畔的炮火为双方打下了生死信任，也留下了无法忽视的细节。1935年5月下旬，大渡河水暴涨，河面足有百余米宽，浪头卷着碎木，好似要把渡船直接撕碎。敌军在北岸布置了两挺重机枪，守船索也被砍断，只等红军犯险。时间紧到极点，后续部队若过不去，追兵半日就能赶到。
杨得志研究地形时并未按常规正面强攻，而是让孙继先带半个连沿河西侧的小岩缝潜行。缺船是第一难，孙继先索性选了最老旧的木板船，再用麻绳把船帮、船底硬生生缝紧——打的是敌人不敢想的主意：破船能过急流？结果恰恰利用了敌军轻敌心理，炮火掩护刚起，突击队已划向中流。

抢滩只用了几分钟，真刀真枪却整整拖到天色擦黑。其间有位战士在木船起跳时被暗流卷走，再也没出现。后来清点，牺牲的正是那第十八人。战后口头汇报提到“十八位敢死队员”，军部档案也如此记录。可时隔二十余年，数字在排字机上被抹平，孙继先当然不能沉默。
“要是把他忘了，渡河那口岸都不好意思叫胜利。”孙继先压低声音。杨得志沉吟片刻，“我去找编辑部，你写份情况说明，咱们把依据摆齐。别急，这事得讲证据。”窗外北风一阵高过一阵，两人却像重新回到河岸，盯着同一条湍急水线。

说起证据，最大的难点恰在口述与纸面不一致。1956年军委启动回忆录征集，罗荣桓强调“以事实为绳”，可参与者众多，笔录、录音、照片交杂，偏差难免。编辑们往往倾向于用最早公开版本，省时省力，却忽略了末端士兵的小笔记、地方档案里的零星批注。
有意思的是，那支突击队的名单后来在川西一座小学的宣传板上意外被找到，木刻里清楚刻着十八个姓氏。校长见到来访军史人员时说：“雕板是老校工按当年乡亲们的口述刻的，怕年久失传，就想留个纪念。”这一旁证让争议迅速收束，连带校工那把刻刀，也成了珍贵实物。

1980年，《星火燎原》排期时仍沿用早期“十七勇士”的条目，杨得志再度去函：未经审阅的数字不可印行。编辑部连夜改版，最终恢复“十八”。几行铅字看似微不足道，却代表了对牺牲者的正式确认。从此之后，相关军史教材、地方志与纪念馆展板再未出现误写。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北京医院病房里安静离世，床头柜上放着那册改正后的《强渡大渡河》。护士帮他合上书页时看到，扉页上用铅笔圈出的正是第十八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