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几个鬼子，扒光了衣服乱摸，姑娘拼了命反抗，把鬼子惹火了，举刀就要劈她，怎料，带头的鬼子却放了她，黄有良以为撞上了好人，哪知道，这是她一辈子噩梦的开始。

那个带头的军官叫九壮。放人，不过是九壮给自己留了条路。黄有良逃回家，把门关死，心还在跳得飞快，以为这一关算是过了。当晚，九壮带着两个士兵破门而入，把黄有良的父母摔打在地，逼着两个老人像牲口一样跪在地上爬来爬去。

黄有良躲在柴堆后头，听着爹娘的哭声，实在撑不住，只好出来。从那一晚起，九壮每天夜里登门，黄有良的父母只要拦着，就会挨一顿毒打。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半年，九壮索性把伪装撤掉，直接开着军车把黄有良押上去，拉往三亚藤桥的慰安所。

慰安所是一间关着十几个姑娘的大房子，门外昼夜有日军持枪站岗。白天被强迫去拉木头、修工事，晚上轮番遭到糟蹋。

黄有良亲眼见过一个姑娘死撑着不肯顺从，被打得无法动弹，最终在疼痛里没了声息，连副薄棺都没能得到，尸体被人拖出去扔进乱葬岗。

也有人趁着夜色翻墙跑，被抓回来之后关进小黑屋，断水断粮，把所有人的念头都打灭了。黄有良见过这些，什么都清楚，也什么都说不了。两年，就这么熬过了两年。

1944年6月，黄有良的堂兄弟黄文昌想出一个办法，跑到慰安所门口跟日军说黄有良的父亲刚刚病死，要带妹妹回去奔丧。两人在那扇门口跪了整整一下午，日军才勉强松口放人。

回到村里，乡亲们帮着在村边堆了一座假坟，对外散出消息，说黄有良伤心过度随父而去，这才骗过了事后来查的日军。黄有良躲进山里，跟着家人辗转藏身，靠沿途讨饭为生，一直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踏回村子。

战后黄有良嫁了人，育有五个孩子。那两年的遭遇压在心底几十年，没向任何外人提过一个字。直到丈夫主动开口，说那段过去的事他不追问，黄有良才第一次把憋了半辈子的话说出来。

2001年，黄有良已经74岁，和另外七名有过相同遭遇的姐妹一同远赴日本东京，向日本法院正式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

黄有良身体一向不好，每次出庭往返都要坐长途轮船，晕得途中几乎吃不下东西，但每一次都坚持到了庭上。

案子打了多年，一审败诉，上诉后再次被驳回，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承认受害事实，却以国家无答责原则为由，拒绝承担任何道歉或赔偿的法律责任。黄有良跟记者说过，官司打不赢，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就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期间，中国国内的历史记录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苏智良从1990年代初便深入各省农村，对幸存者逐一进行口述历史采集，1999年正式创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积累了逾4000份档案与影像资料。

2016年12月，以这批史料为基础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在上海开馆，这是大陆第一座以专题形式对外开放的同类博物馆，将这段历史第一次系统地摆到公众面前。

与此同时，导演郭柯在2014年启动了纪录片《二十二》的拍摄，拍摄对象是当时中国大陆尚在人世的22位幸存者，片名即来源于此。

影片获逾三万两千名网友众筹支持，于2017年8月14日正式在院线公映，最终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人民币，刷新了中国纪录片的院线票房纪录。而在公映两天前的8月12日，黄有良在海南走完了自己90年的一生。

黄有良留下的遗物里，有一本黎文笔记本，封面上写着莫忘藤桥四个字，笔力极深，把纸都压透了。

黄有良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公开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官司没能赢，那句道歉始终没有来，但黄有良站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把那段历史钉进了无法抹去的地方。有据可查，有史为证，任何一方都没有资格替她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