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隔50年看望王季范，喝水竟用水瓶，王季范关切追问：为何这样客气？
1906年冬夜，韶山冲草木萧瑟。十三岁的毛泽东刚从私塾被父亲唤回农田，愁容满面，一屋灯火摇晃。
王季范赶来，与毛贻昌对坐到鸡鸣。第二天清晨，他对外甥说了一句很普通却改变命运的话：“回来只是暂歇，你的课还得续。”少年抬头，眼里重新亮起光。

那一年，湖南刚开始推行新式学堂。学杂费、路费、粮价三座大山压得乡村子弟喘不过气，停学是常态。王季范已在衡山办校多年，深知知识的分量。他借来一只马灯，带着毛泽东步行三里，指着远处的东山高小说：“读书不是躲清贫，而是为将来做准备。”
1915年长沙再起风波。一师决定提高膳宿费，数百学生涌到校门外抗议。校方准备清退“闹事头目”，毛泽东榜上有名。王季范从衡阳连夜赶来，挨个敲开省城绅士家的门，联名上书，终使处分作罢。那次折冲樽俎之后，他悄悄塞给侄儿十块银元：“拿去买书，别叫人欠账。”
抗战爆发后，长沙城头炮火频仍，王季范的老宅却亮着暗灯，成了往返延安的交通点。深夜总有人敲门，送信、藏人、换装，周而复始。长子王德恒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前夕写信回家：“父亲，我已报名南下小分队。”老校长伏在油灯下复信：“志在河山，毋念家室。”1940年初春，王德恒在湘南阻击战中牺牲，年仅28岁。噩耗传来，王季范只是摘下眼镜，默默把信纸折好，放进抽屉。

1949年冬，北平红旗招展。毛泽东请这位“九哥”进京出任政务院参事。北上的列车颠簸十几个钟头，他却只带一只小木箱和一本未翻完的《史记》。到任后，机关给配吉普，他婉拒：“腿还能走，车给更需要的人。”他住在宣武门头发胡同的旧宅，屋里唯一的摆设是书柜。
1950年10月，一个午后，毛泽东步入院门，随行卫士递上自带的铝皮水壶。王季范见状忍不住问：“自家屋里，还用得着公家水瓶？”毛泽东笑道：“规矩要守，省得麻烦你。”轻描淡写，却透露彼此的身份落差与难得的亲厚。茶谈间，王季范关心乡下灾情；毛泽东则记了满页，嘱人转给农口。临别前，他轻声说：“欠九哥的情，我记着。”

翌年，一位三十岁的兽医师生闯进王季范的办公室，自荐去边疆。“去吧，新疆畜牧业需要你。”老校长亲笔写下介绍信。数月后，这名青年已在伊犁草场搭起简易实验棚，寄来第一份羊疫报告。
进入1960年代，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参事室，王季范依旧准点步行进中南海。有人劝他搬离老屋，他摇头：“多一分装修，少一分书香。”他关注农村义务教育、轻纺人力培训，提出的“代耕补偿”“工读互助”建议被采纳，不少偏远县因此建起简易工读站。

1972年7月11日，晨曦未破，北京医院传来噩耗。花圈摆满走廊，其中一束白菊花格外醒目，上书四字——“道范长存”。落款：毛泽东。
灵车缓缓驶离那条狭窄的胡同时，邻里静立致意。人们或许不知，这位白发书生曾一次次推开历史的重门：替少年争得读书的权利，为革命留出暗夜的灯火，也为新国家守住清贫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