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掌权时，江南的富商士绅、大官僚地主被压着交税，国库才能勉强维持。天启年间，辽东军饷足额发放率超过80%，这在晚明是奇迹般的数字。魏忠贤靠的是东厂和特务系统，用暴力手段强行从既得利益集团身上抽血，补充国库。

但士大夫阶层恨透了他，不是因为他残暴，而是因为他的税收政策动了他们的钱袋子。东林党代表的就是江南工商业者和地主的利益，他们反对商税、矿税、海关税，主张把这些负担转嫁给底层的农民。魏忠贤一死，崇祯立刻废除了这些工商税，把所有税收压力都压在了贫苦农民身上。

结果呢？西北的农民交不起重税，起义了。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都是因为被逼得活不下去。而江南的富人却继续歌舞升平，崇祯找他们借钱打仗，一个个哭穷，最后李自成打进北京，从这些官员家里搜出七千万两白银。这就是魏忠贤被杀的代价。

边防上更快出问题。《明史》记载，天启年间熊廷弼、袁崇焕能守住关外，是因为后方有魏忠贤保证军饷粮草。他死后，崇祯被东林党忽悠，杀了袁崇焕，边军军饷也开始拖欠。崇祯二年，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就是因为边军缺饷哗变，防线崩溃。

说到底，魏忠贤是个恶人，但他是个能搞钱的恶人，用流氓手段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他死后，上台的清流们只会讲道德文章，实际治理能力一塌糊涂。没有钱，军队要哗变，没有钱，农民要造反，没有钱，整个帝国就散了架。

所以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不是怀念一个太监，而是对明朝财政崩溃的绝望。大明的灭亡，本质上是财政体系的崩溃，而魏忠贤的死，是压垮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