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面对40万国军围剿众将无计，毛主席坚定表示只要听我的就一定能突围
1935年1月15日清晨，遵义城上空雾气未散，中央政治局的临时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周恩来轻声对身旁的同志说：“再这么打下去，队伍真要断炊了。”毛泽东闻声抬头，只回一句：“路要自己杀出来。”一句话像斧钺，把压在众人心头的乌云劈开了一道缝。湘江惨败留下的阴影仍在，但新的决断正悄然成形。
不到两个月前，湘江畔的血与火让红军由八万余人跌到三万上下，大部队像一条被围猎的孤狼，在桂北的山岭间踉跄北逃。蒋介石在南昌电令各路军阀：四川刘湘八万、云南龙云六万、贵州王家烈五万，加上中央军精锐，共四十万大军合围川滇黔边境，意图一战歼灭红军。表面上，“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实则各省军阀相互戒备，防着的往往是对方的后脑勺。这层裂缝，被毛泽东记在了心里。

遵义会议上，李德与博古坚持“北上速决”方案，计划强渡长江。毛泽东却认为，强攻长江的代价可能再次复制湘江惨剧。他提出“诱敌深入、四面游击”的设想，并最终在会后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临时指挥中枢。此时的红军，兵力寡弱，火力不足，后勤近乎枯竭，却拥有最宝贵的流动性与地缘主动权。川黔崇山与赤水激流，将成为他们手里最锋利的盾与矛。
1月底，土城一役，红军仓促进攻，川军郭勋祺的防线却硬得像嶙峋岩壁。火并一昼夜后，红军被迫折向西岸。失败的硝烟尚未散尽，毛泽东在扎西古镇的篝火边踱步，他伸手指向赤水河：“这条河能救命，也能要命；看咱们怎么用。”仅隔数日，三万红军便第一次踏水而过，消失在密林与乱石之间。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赤水河成了红军最信赖的屏障。向西、向北、再回头南下，每一次涉水都是新布局。2月中旬，当国民党军的电报里还在讨论“红军主力已北进四川”时，毛泽东已率队重新出现在贵州境内。蒋介石慌忙令薛岳、周浑元南压，却不知自己正被牵着鼻子走。三省军阀的调动表面紧锣密鼓，实则命令多头、补给难以衔接，军心浮动。正是这点缝隙，让红军得以从容穿梭。
3月10日夜，苟坝坝子细雨淅沥。周恩来被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披蓑戴笠的毛泽东。“老总，围得再紧，也有薄弱处，贵阳不是石头城。”“可要是判断失误呢？”周恩来话音低沉。“信我一次。”这场通宵长谈后，三人小组的指挥权得到一锤定音，队伍的方向也随之转南。

行军路上，士兵们脚下是被雨水打湿的草鞋，嘴里塞的多是半熟野菜，腰间却紧紧捆着子弹袋。林彪记下这样一句闲聊：“老总说，枪里有子弹，人心里就有火。”这火焰在下一轮机动里烧得更旺。红军故意佯攻黎平，实则骤转西进，第三次渡赤水后突然掉头北向，让周浑元兵团扑了个空。国军总部报忧连连，各地督办电报里“红匪行踪不明”字样出现频率大增。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古兵法中“避实击虚”“围师必阙”的要义屡次援引。他不恋战，但也不放弃战机。3月16日夜，红军在茅台附近截击周浑元右翼，击溃数个团后立刻封火退却，让敌方摸不清主力究竟在何处。士兵们回忆，那几天晕头转向，“连星星都被我们甩得看不清方向”。

四渡之后，红军突然向西北疾进，一鼓作气扑向金沙江。4月末，国军指挥部陷入两难：追击方向多线紊乱，桥梁补给未能及时跟进。5月2日清晨，皎平渡口雾霭缭绕，红军工程兵用缴获的船只抢渡，三万将士陆续踏上四川土地。回望江面，敌军的先头部队才赶到江边，炮火声淹没在翻涌浪花。
四渡赤水的胜利通常被解读为“神来之笔”的闪击，但细看就会发现，它更像一场对人心、地形和敌情的综合运算。毛泽东利用了军阀各自为战的隔阂，也抓住了红军官兵对胜利的渴望与对领导的信赖。若缺其一，再机巧的兵法也难施展开去。突围成功当天，通讯班把缴获的电报递上——“红军已陷绝境”。此讽刺令战士们哄然失笑，笑声在金沙江谷中回荡良久，像给风雨长征留下了一抹难得的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