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台湾16年后，军统大将接任中统高层，陈立夫感叹三十五年心血付诸东流！
1948年11月，淮河以北战火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会议上一片愁云密布。地图上红蓝箭头交错，前线情报越来越零散，坐在角落的情报高层却比谁都清楚：这场迅猛的溃败，已把多年苦心经营的地下网撕开了口子。
多年里，军统和中统像一双交叉而行的暗流。一个紧抱军令系统，以“行动”见长；一个寄身党务机关，靠“关系”布线。本来双方井水不犯河水，自从戴笠殒命、抗战告捷，矛盾就开始明里暗里地翻涌。党国要重塑警政与情报链条，军统先一步改名国防部保密局，淘出军事预算的“金山”；中统却被塞进中央党部，名义上叫党员通讯局，实际上却被财政紧箍咒卡得喘不过气。

“钱呢？再不开支，弟兄们连车票都买不起。”叶秀峰压低嗓音冲陈立夫抱怨。陈立夫叹了口气：“自己先顶着，等立法院那边过了案子，自然有拨款。”然而，两人心里都明白，财政部正为连年战争的窟窿东挪西借，党务机构的日子只会更紧。
正因为手头拮据，陈立夫动了把中统“转民”的念头。只要改挂司法行政部，开支就可列入行政预算，不再看各路山头脸色行事。条例草案在1948年夏送进立法院，却被军事系统上下夹击。军方代表直言：“战事吃紧，何必再多设肥膏部门？”一席话便将提案压下。折冲再三，折中方案诞生——改归内政部，名为“调查局”。名义上是行政机构，骨子里仍留着中统血脉，却已被削了爪牙。

内政部调查局挂牌那一日，季源溥笑得勉强，叶秀峰却在背后筹划如何抢回人事大权。季、叶之争，让本就捉襟见肘的中统彻底裂痕斑斑。与此同时，军统的沈之岳正频繁往返南京与上海，调派骨干东转台湾。他过目不忘，据说能背出每个情报员的籍贯与家庭，连对手也暗暗心惊。
前线更糟。平津战役拉开，国民党空运资源被战争优先占用，特务撤离名册一改再改。重庆机场上，许多人提着皮箱干瞪眼。有调局科员私下发牢骚：“再不走，连退路都没了。”旁人摇头：“命要紧，先找路子。”机票被炒到天价，也挡不住蜂拥而上的登机潮。很多人最终没挤上飞机，只好向西撤到成都，再从滇缅边境偷渡。

1949年底，岛上的特务机构重排棋局。蒋介石授意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将对大陆的渗透与武装特遣交给仍称保密局的军统系；内调局则被圈在台岛，负责户籍、港口、监狱，无缘外线。军统由是稳居中枢，中统成了“内向型”单位，风光不再。陈立夫见势已去，几番周旋无果，索性离开台北赴美，种花、写书，自叹“此身与黑暗事业终了”。
1956年，内政部调查局改挂司法行政部，职能再度收缩；军统则升级为国防部情报局，人员、经费、外事渠道皆集中一身。沈之岳出任副局长，织补散乱的外派网络；他随身带着两本小册子，密密写满暗号与人名——这是军统最后一次系统性更新“敌情卡片”。

1965年盛夏，司法行政部人事公布：沈之岳接掌调查局。昔日中统嫡系留下的“内向堡垒”至此插上军统旗帜。岛上街头议论纷纭，有人感慨格局已定，有人暗暗揣测下一波清洗的风向。昔日在战时风光无限的中统，历经二十余年变迁，只剩下户政、出入境、港口稽查等零碎职守；而军统改头换面后，继续以对外情报为核心，成为台岛安全架构的硬核。
如果说抗战胜利前后是两条暗流并行，那么内战溃败与台海隔绝则像大坝决口，迫使暗流合一。军方资源、领袖信任、组织纪律，使得军统在这场权力争夺中步步领先；财务拮据、党务纷争、内斗不休，却把中统推向了尾声。情报世界的胜负，往往并不取决于飞檐走壁的传奇，而是制度、资源与时势的合力。这一点，陈立夫在加州的落日里或许想得最明白，却已无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