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坚持要让警卫田云玉读书深造，汪东兴听后立刻表示反对，此事背后有何考量？
1952年秋，中南海会议厅里灯火通明。中央讨论的主题，不是工业计划，也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干部文化水平的“短板”。毛泽东一句话定调：“枪要擦，脑袋也得擦。”众人闻言不语，唯有警卫局长汪东兴轻轻皱眉，心知主席又在酝酿什么新主意。
警卫队伍的学历最成问题。那时，“高中”对许多年轻战士来说便是遥不可及的奢望。田云玉坐在会场后排，神情既紧张又茫然。这个来自黑龙江松嫩平原的十九岁小伙，还没来得及适应首都的高墙深院，就被卷进了一场关乎前途的讨论。会后，毛泽东留下他，问：“识字多少？”田云玉低声回：“能写自己的名儿。”毛泽东点了点头，“得学，非学不可。”一旁的汪东兴打断：“主席，人手本就紧张，他若离岗，谁来顶？”

汪东兴的顾虑并非无的放矢。那几年，保卫工作千头万绪，绝不允许出现一丝纰漏。训练精良的警卫要重新培养不易，他担心一旦开口放人，队伍骨干纷纷“离巢”，临战时就会捉襟见肘。毛泽东却有不同盘算：新中国要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扎根，手握枪杆子的年轻人若只会冲锋，难免眼界局限。思维的壳子不打开，未来的路就窄。
争执没有当场分出胜负。毛泽东退了一步，决定先在中南海里设一所业余学校。办学经费，他私下把出书所得稿费一股脑投进去；教材则从北京大学借，连教员也是四处“借调”。起初，警卫员们对“夜校”颇有抵触，操枪的手拿粉笔总觉得别扭。上了几堂课，大家却发现能看报纸、写家书是一件挺带劲的事。
在这所不挂牌的课堂里，田云玉像其他战友一样，先学拼音、背《古文观止》，再钻进《政治经济学》里抠概念。毛泽东时不时推门而入，随手提问：“谁能解释‘剩余价值’？”一句话让人脸红心跳。田云玉愣在那里，耳根子烧得通红。课后他小声嘀咕：“主席也太严了吧。”旁边的李银桥笑道：“你小子赶紧用功，别让咱们警卫脸上挂不住。”

学习风气渐浓，毛泽东重新提起把田云玉送去正规大学的念头。这一次，他没先找汪东兴，而是把田云玉叫到书房：“愿不愿去中国人民大学？”田云玉挠头，“我走了，警卫岗位就空了。”毛泽东摆手，“岗位有人顶，脑袋空了可没人替你读书。”几句话说完，他挥笔在文件上批示：“同意，并列为培养对象。”纸墨未干，决定已下。
消息传出，警卫营里炸开了锅。汪东兴再次找主席，理由依旧：安全要紧。谈话只持续了十分钟，外人只记得最后两句话——汪东兴说：“主席，这事我不同意。”毛泽东答：“有人不同意，我也同意。”态度之坚决，连汪东兴也只能接受。

出发之前，田云玉却先得跑一趟东北。1957年8月，他收到故乡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毛泽东批了假，还塞给他两百元旅费。“路上多买本书。”主席嘱咐。谁料返乡后，母亲身子骨硬朗得很，所谓病危竟是乡间串出的“灵机一动”：老人家想念儿子，托亲戚发错报。田云玉哭笑不得，给母亲买了几尺蓝布，又被乡亲们围着看稀奇，“首长家的红老鼠回来了”成了村口的笑谈。
带着满篮土豆干和几袋苞米面，田云玉回到北京。两周后，他踏进位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成了全校年纪最小的特殊学员。有人问他是哪个系的，他憨憨一笑：“主席让我先补文化，再说学什么。”课堂外，汪东兴按期派人送来训练计划，确保他枪法不生疏；课堂内，老师把《资本论》翻成大白话，硬是让这位小伙子听懂了“商品两因素”。

读书期间，田云玉的岗位由年轻战士接替，警卫工作没有因人事变动而出纰漏，汪东兴的担心并未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夜校模式继续扩大，从最初的二十多人扩至上百人，不少警卫员后来转岗到地方，成了基层政权里的骨干。人们这才意识到，毛泽东当年的一句“你得学”并非偶然，而是一盘颇长远的棋。
1960年冬天，人民大学校园里飘起了第一场雪。田云玉在宿舍窗前写信给母亲，信纸上字迹端正，还夹了一张黛色校园橡树叶。他合上信封，自言自语：“读书真不赖。”外头钟声响起，他抓起课本，大步走进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