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担任太平主席十二年后意外身亡，蒋介石质问戴笠：这是你做的吗？
1931年12月的南京，夜风很冷，国民党中央常会却热得像蒸笼。汪精卫、胡汉民相继出局后，党内元老和黄埔系都不愿让对方坐上最高位。僵持了两夜，终于有人提出一个折中办法——设立一位“只挂名、不管事”的政府主席，用来“摆平”牌面。资历够老、脾气够软的林森，由此进入众人视线。
林森那时已63岁，参加同盟会时的热血早被岁月耗尽。面对突如其来的推举，他没表态，只轻轻说了句：“这差事难做。”会场一片沉默——老资格不愿接，谁来圆场？最终，几位元老递上名单，蒋介石点头，折中的“虚位主席”制度就这样确定。自1932年元旦起，林森成了政府名单上的第一人，却也是最无权的一人。

在国民政府的权力分配里，党务委员会、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各自为政，蒋介石握军权、预算权，其他机构只能围着转。林森办公的子超楼外观气派，楼里的橡木桌上却只剩一枚刻着“林印”的私章，任何公文仍须送中央秘书处、再递军事委员会核签。司机、侍卫乃至楼下守门的士兵都归军统管，林森对此从不多言。他常对秘书说：“少惹麻烦，印章盖得慢点也无妨。”这种避锋芒的姿态，使他稳坐了整整十二年。
低调不代表全然无感。一次，黄埔系将领陈继承深夜求见，想借主席的名义向行政院施压。林森干脆告假不见，只托人带话：“军国大事，自宜禀总司令。”身边人听罢忍不住嘀咕：“主席何必事事推给委员长？”林森摇头：“各守其分，比什么都重要。”几句话，道尽他对政治风向的精细拿捏。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了陪都，也是暗流最凶的漩涡。特务机关林立，街头爆炸、暗杀层出。“谁今天安稳，明天就未必”，这是当时的流行语。1943年5月12日下午三点，小龙坑路口，一辆黑色别克缓慢转弯，与一辆装载钢材的卡车猝然相撞，冲入路旁崖壁。车门被撞变形，后座的林森脑部受震，随即昏迷。交警记录显示车速并不快，但到底是谁让卡车猛拐，没人说得清。

消息飞进白公馆的指挥所，戴笠火速带人封锁现场。十分钟后，他的电话接通了正巡阅兵站演习的蒋介石。旁人只听到蒋的声音压得极低：“确定不是你安排的？”对面的军统头子连声否认：“绝无其事！”电话挂断，蒋介石沉默良久，转身吩咐侍从赶往医院。
林森的伤情起初被判定为轻微脑震荡，可反复头痛、血压骤升，很快转为脑溢血。救治期间，蒋介石两次到病房，言辞寡淡，只叮嘱医生“务必全力”。病榻上的林森气若游丝，却仍记得嘱付秘书收起印章——这枚象征虚位的木章，跟了他十二年，终究没能救他一命。8月1日清晨，75岁的林森病逝于中央医院，日记本停在前夜那行潦草的“天凉”。

讣告发布，报纸用上了夸张的套红标题，民众却更在意传闻：是谁动了手？街边茶馆里议论四起，“不是卡车司机就是军统”、“也可能是汪派残余”……说法五花八门。抗战的阴影、特务的名声，让所有事故都被贴上阴谋标签。可军统内查半年，未见指令，卡车司机终被判过失。除了几张模糊的事故照片，再无更实在的证据。
国葬在南岸举行。棺木覆以青天白日旗，蒋介石三鞠躬，神情难辨。礼成之后，他顺势兼署政府主席，自此党政军印在一人手中。林森的名字被刻进忠烈祠石碑，留给后人的，更多是一个“太平主席”的符号。权力场里，需要这样一位老者以温和的形象抚平派系的脸面；当大势已变，符号消散，权力自然归位，这或许才是民国政坛最真实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