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卫立煌荣归祖国，周总理与朱德亲自到场迎接，毛主席高度评价：这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
1936年12月的夜风很冷，隔着西安城墙还能听见张学良卫队换岗的脚步声。被临时留在招待所里的卫立煌并未焦躁，他在纸上写下八个字——“河山危急，何分党派”。几小时后，他把这行字递给张学良，“老张，若要打日本，这笔账先搁下。”张学良点了点头：“那就照你说的办。”短短两句话，为卫立煌此后近20年的跌宕起伏埋下伏笔。
卫立煌不是天生的“调和者”。1917年初，他仍只是湖北学兵营的一名排长，枪法出色却寡言木讷。孙中山在上海见到这位安徽青年时，只留下一句评价：“可造之材。”三年后，一张由孙中山亲笔题词的半身照传遍广州军界，照片背面的“以天下人为念”六字，常被卫立煌随身夹在公文袋里。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在意那张旧照，他笑答：“提醒自己别忘了凉州词里那句‘但使龙城飞将在’，打仗也是护人。”

抗战爆发后，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太原以东的一座小村里。忻口战役打得最凶的10月，一份来自八路军的求援电报送到指挥部。有人劝他按惯例拖一拖，再报重庆。卫立煌抬头只说：“多耽搁一小时，多疼死多少老百姓？”当晚，他派出两列军列装载步枪弹和迫击炮弹，沿着同蒲铁路直送雁门关。彭德怀后来回忆，“老卫没跟我们讨论条件，就一句话：子弹送到，签字快点。”那场战役双方都损失惨重，却让联合作战成为可能。
然而，合作带来的信任在国民党内部却变成“通共”嫌疑。1939年秋，南京情报部门递到蒋介石案头一份密报，列数卫立煌“接济八路、包庇延安”的八项“罪状”。蒋介石让戴笠飞往西安，“看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数周后，戴笠回报称未见确证。蒋介石沉默片刻，只留下一句：“先调开再说。”不久，卫立煌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看似高升，实则远离兵权。河南交通闭塞、财政空虚，到任第三天，省库只剩下两万现大洋，他不得不拆借个人积蓄发放军饷。

权力斗争的漩涡并未就此止息。1941年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印信被突然收回，理由是“配合不力”。面对暗潮汹涌的检举与监视，卫立煌保持克制，只在日记里留下寥寥几句：“人与事皆当守本色，去留听之。”他不再过问前线调兵，多数时间埋头处理灾荒与修渠，俨然一名地方官。有人讥笑他“磨平了棱角”，但从洛阳到郑州，粮价因他的一纸禁令而稳定，颍河两岸的堤防也因此提前完工。
转折出现在辽沈战役前夕。1948年夏，蒋介石电令他火速北上督战锦州。他以“交通中断、部队缺粮”为由迟迟未动身。随后，锦州失守、北平合围，国民党华北战局彻底瓦解。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卫立煌也在香港停了下来。有人劝他去台北再谋出路，他摆摆手：“走到哪儿都得面对这段历史，留在这儿，安静些。”

时间来到1955年3月，北京的春风带着砂土吹过中南海。周恩来在电话里简洁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卫先生愿回就回，手续我来办。”抵京那天，朱德、陈毅、罗荣桓等人在西单招待所先一步等候。朱德握着他的手说：“老卫，好久不见，咱们还是战友。”席间没有敬酒令，也没有昔日军界的繁文缛节，更多是回望抗战时的共事。“如果当年没有那二十万发子弹，我们在雁门关真不一定守得住。”彭德怀半开玩笑地感慨，屋里响起一阵笑声，气氛却分外沉重——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太近，又太远。
外界尤其关注毛泽东的态度。一天傍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远远见到卫立煌，扬声说道：“你是有贡献的，历史会写上名字。”没有更多辞令，也不需更多辞令。对于卫立煌而言，评价已足够。他所经历的，是从革命军校学员到国民党上将，再到新中国座上客的身份交错；而他所坚持的，却始终是一条并不复杂的逻辑：国难当前，先让枪口一致对外。

自此以后，卫立煌很少公开发言，偶尔受邀出席座谈，也只谈抗战一段，不置评内战。有人问他当年的得失，他答：“得者，山河无恙；失者，个人荣辱而已。”1960年1月17日，北京医院传出噩耗，卫立煌病逝，终年63岁。讣告中写明“抗日名将”，没有“叛变”或“投诚”这些刺眼字样。灵堂正中的挽联出自八路军老部下之手，上联“风雨同舟戎马半生”，下联“云开雾散山河一统”，数十年恩怨在黑白字里化作尘埃。
翻检这位旧日上将的履历，会发现一条并不完整却清晰的脉络——选择在哪一刻做什么，有时重过枪林弹雨。西安事变时他放下成见；忻口防线前他调来弹药；内战将启时他悄然退身；回到北京后，他以沉默回应纷争。抗日合作、党内猜忌、战后整合，这三个看似互不相干的截面拼起了一幅时代剪影。卫立煌走过其中，留下的成绩与瑕疵，都被那句“历史会写上名字”静静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