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九弟身患眼疾生活清苦，曾希望在北京谋求工作却被拒，毛主席直言自己并非过去的皇帝！
1909年盛夏过去，韶山冲迎来罕见旱情，稻田龟裂，溪水见底，村民把祈雨的木鱼敲得通红。就在这段饥荒阴影尚未散去的四年后，1913年，毛家东茅塘添了男丁——毛泽连。没人会想到，这个瘦小的孩子将来要在贫困、战火与革命理想的交织里，走完八十二载跌宕命途。
少年时期的韶山，是兵匪混杂、赋税沉重的典型南方乡村。毛泽连五岁丧父，母亲靠给有钱人家缝补贴补日子，还要应付日益加重的眼疾。饥荒年代，野菜和树皮常被磨进米糠里勉强充饥。彼时在外读书的堂兄毛泽东偶尔回乡，带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新说法，却也只能留下几本书就匆匆离去。贫、苦、乱，是小泽连最早认识的世界。

1925年，乡亲们悄悄议论“毛润之要在滴水洞开会”时，十二岁的毛泽连已成儿童团的警戒员。一次夜里，他举起油灯，在竹林边连晃三下——这是事先约定的暗号，示警敌队逼近。“三哥，快走！”他压低声音提醒。毛泽东回首点头，只是匆匆一句：“记得照顾好娘。”灯火摇曳中，一个少年守住了出入口，也守住了自家尚未长成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那年，韶山传来电报，请毛泽连赴京观礼。他一路换乘渡船和绿皮车，硬是在长沙火车站排了两昼夜才买到一张站票。护送的警卫员焦急劝他走专列通道，他摆手拒绝：“规矩不能坏，乡里人也要坐车的。”临到北京，中南海的砖墙高却不见架子高，堂兄依旧戴着草鞋走出来迎他。那一刻，亲情与政治的距离似远似近，却并未给他带去特权。

体检时，医生发现他的左眼已彻底萎缩，右眼也因多年前被竹枝划伤而随时可能失明。协和医院提出复杂治疗方案，费用高昂且疗程漫长。毛泽东掂量再三，只批示了一条：“按普通干部标准办理，能治则治，无法治也要安慰。”江青隔三差五送来一碗饺子，叮嘱护士道：“清汤，不要放辣。”毛泽连躺在病床上，嘴角动了动，“北京的饺子真香，可还是想回去插秧。”
出院前，有关部门请示是否在京安排一份闲职。“不必。”毛泽东回答得干脆，“我不是旧朝皇帝，亲属应随群众生产自立。”于是毛泽连卷着两条粗布被，领了三百元补助和一副墨镜，重新站上通往长沙的月台。正值年底，北风呼啦啦往车厢里灌，他却紧捂手里的纸包——那是兄长从稿费里掏出的几十块现大洋，足够家里添几只猪仔。

回到东茅塘后，毛泽连白天下田，夜里摸黑挑灯为乡里写信报平安。1952年夏天山洪冲垮田埂，他在抢修时扭伤左腿，从此落下跛行。巧合的是，同月母亲病危，乡邻回忆“他拄着拐杖跪在棺前，一滴血泪一滴泪落下来”，那只仅存微光的右眼自此急剧衰退。湘雅医院的专家写来一张转诊建议，他没去，“家里花生还等人收。”
农村公社化以后，劳力按工分分配。毛泽连凭半盲之身每天掰玉米、割禾，把分到的粮票先贴补村里寡户。旁人不解，他笑答：“自己是主席堂弟，若伸手多要，乡亲面子往哪搁？”1961年，长子毛岸平考进县重点中学，学费却成难题。毛泽东再度寄来助学金，信上寥寥一句：“孩子未来靠自己。”

进入80年代，韶山已通柏油路，游客成群。毛岸平被调去韶山宾馆任副总经理，仍每天回家给父亲洗衣做饭。李敏带孩子探望时，看见老人完全失明，只能凭脚步声辨人，“是小敏吧？”一句问候让她泪湿衣襟。离别时她悄悄塞下一台收音机，屋外知了嘶鸣，山风把节目声送到田埂尽头。
1995年9月29日凌晨，82岁的毛泽连在故居咽下最后一口气。当天下午，邻里自发抬来白布、松木板，有人悄声说：“这是咱们的好榜样。”赶来的县里干部提出报批优抚待遇，被家属婉拒。坟茔就选在菜地旁，青草随风，石碑简单刻了六字——“毛泽连之墓”。没有石狮，没有亭台，但来年春风吹过，油菜花漫山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