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女警胆子有点大！私盖公章，赊购烟酒店烟酒茶365万，警察诈骗是知法犯法。

安徽滁州定远县，闫某艳，定远县刑侦大队37岁女民警，一位真正的刑警。

在普通个体户眼里，“刑警”两个字，代表着公权力、代表着不容置疑。

她用“单位招待需要”为由，一次又一次赊购烟、酒、茶叶等高端消费品，金额从几万、几十万滚到上百万。

因为信任这身警服，因为忌惮“公安”的面子，个体户们不敢催款，不敢质疑，只能一次次发货，一次次等待。

受害者中，最特殊的是一位辅警——定远县公安局某乡镇派出所的同事。

当时闫某艳以招待用酒名义，让他垫付了2.4万元。因为是同事，因为她是刑警，这位辅警未多加怀疑，最终血本无归。

更令受害者们无法接受的是，闫某艳与部分商户签订了供货合同，合同上赫然盖着“定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鲜红公章。

其中一笔444万元的供货合同，待还金额高达199万元，公章赫然在目。

一位受害者面对镜头，喃喃自语：“她说是公安的，公章也是真的，我们怎么会怀疑？这钱我们找谁要去？”

闫某艳的行径最终败露。经法院审理，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单位招待需求，骗取15名受害人财物，累计认定诈骗金额3,568,480元，数额特别巨大。

2025年，明光市法院异地审理，以诈骗罪判处闫某艳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

然而，受害者们称，闫某艳实际涉案金额接近700万元，截至宣判仍有356万元未能追回。

8年刑期，无法填补受害者数百万的资金窟窿。最让受害者揪心的，是那199万盖有公章却无人认账的欠款。

面对持“公章合同”追债的个体户，定远县公安局书面回复，言辞冰冷：涉案合同系闫某艳私自制作并私盖公章，属个人诈骗行为，公安局无支付责任，且“公安局从未委托闫某艳购买烟茶酒，无其他材料显示公安局应支付款项”。

局方称，公章虽是真实的，但属闫某艳“私盖”，未被单位授权。

受害商户反驳道：“她用刑警的身份，再加上公章，我们怎么会怀疑？我们用真金白银供养着人民的警察，而警察却拿着公章收割我们。这到底是个人诈骗，还是单位失察？”

公章是单位意志的象征，一旦公权力与犯罪挂钩，受害人的权益便显得无比脆弱。此案背后，是公章管理与单位赔偿之间复杂且激烈的法律博弈。

第一，闫某艳为何构成诈骗罪而非招摇撞骗罪？

本案中，闫某艳虽利用民警身份获取信任，但其行为核心是“虚构单位招待事实、骗取财物”，符合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构成要件，且金额特别巨大。

如以招摇撞骗罪论处，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与诈骗罪最高无期徒刑相比明显较轻，不能罚当其罪。

司法实践中，当行为同时触犯两罪时，择一重罪处罚——诈骗罪无疑是更重的那个。

第二，单位公章“私盖”，公安局真的不用赔吗？

这是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闫某艳作为刑警，其职务身份和掌握单位公章的便利条件，本身即是单位管理制度存在重大疏漏的铁证。

四年间，总金额高达700万元的赊购行为，单位财务和采购流程竟无一预警、无一核查，单位在公章保管、使用审批、财务管理制度上的明显过错，很可能导致法院最终判决公安局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第三，民事追偿与受害人救济路径。

目前，法院已就受害者申请追缴违法所得进行执行立案，闫某艳也向受害人主动退赃退赔了一部分。

但窟窿太大，仍有数百万元未能追回。个体户可选择通过执行程序追缴闫某艳个人财产，也可另案起诉定远县公安局，主张其因公章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害赔偿。两者可以并行，互不冲突。


闫某艳已服刑出狱，她或已隐姓埋名。但被她的公章和警服欺诈的个体户们，还在为巨额损失奔波。

他们最不愿接受的，不是钱没了，而是公安局“一纸撇清”的冷漠。

“既然是她私盖的，那我拿着盖了你们公章的合同，怎么就成了废纸？”受害者的质问，直指公章管理制度的核心漏洞。

这次“官骗”风波留下的，除了刑期，还有尚未追回的百万欠款，和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单位公章被用作犯罪工具，单位究竟该以“个人行为”全身而退，还是该为长期失察与制度缺位付出代价？

法律的红线，绝不能因公章上刻着单位名字就模糊不清。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