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夜，沈阳大帅府老虎厅九声枪响击碎了奉系老帅离世后勉强维系的权力平衡，高纪毅带兵冲入时，四十四岁的杨宇霆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当场殒命，同死的还有常荫槐。
健在的东北军旧部提起杨宇霆，一半人是叹惜，觉得张学良当年是自断东北肱骨，而一半人则认定此人跋扈必反，这两种论调从1929年老虎厅枪声响起拉扯了数十年，直至张学良晚年亲口忏悔杀错人，依旧没能抹平这份分歧。

杨宇霆的崛起，始于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时，这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的辽宁法库人，凭借过人的精明与手腕，迅速成为张作霖的“大脑”。
东北军老人、曾任奉天兵工厂总办的韩麟春在回忆录中写道：“宇霆督办兵工厂时，从日本引进设备，自制步枪、炮弹、大炮，使奉军摆脱对外依赖，东三省兵工厂遂成亚洲最大兵工厂之一，年产武器可装备20个师”。
另一位老军官回忆，杨宇霆不仅抓军工，还建立东北海军，改革田赋制度，修建奉天至旅大的公路，这些举措让东北的军事、经济、交通实力全面增强，为奉系崛起奠定了基础。他甚至以“水箱”自比，对母亲说：“我是卖给张家一样，他是土匪，我是‘水箱’。他是皇帝，我是宰相。但有一样，就是他们张家做错了事也不成”。这种自视甚高的定位，既成就了他的功绩，也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

在东北军老人的记忆中，杨宇霆与郭松龄的矛盾是奉系内部最尖锐的冲突。
作为士官派核心的杨宇霆与陆大派领袖的郭松龄，分别倚仗张作霖与张学良的信任，形同水火。曾任郭松龄部下的一位营长回忆：“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供应，连少帅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
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更是将杨宇霆列为首要讨伐对象，通电中明确提出“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郭松龄兵败被俘后，杨宇霆假传张作霖命令，抢先将郭氏夫妇处决，这让张学良悲痛欲绝，晚年回忆时仍直言“我对杨宇霆的怨恨从此刻下深痕”。
东北军元老张作相后来评价：“宇霆杀茂宸（郭松龄字），一是为公，二是为私，公是整肃军纪，私是铲除异己，只是手段太狠，伤了少帅的心”。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以“周公辅成王”自居，对27岁的张学良处处指点，甚至公开批评他戒毒不力、不问政事。
东北易帜问题是两人矛盾的总爆发点。
1928年12月29日易帜典礼上，杨宇霆公然拒绝参加，挟着公文包愤然离去，让张学良颜面尽失。曾任东北军外交处长的王家桢在回忆录中记载，杨宇霆曾拍着桌子对张学良说：“东北是咱们张家一枪一炮打下来的，凭啥听南京的？蒋介石那人，表面跟你称兄道弟，实则包藏祸心”。他还质问张学良：“你是想当全国的张总司令，还是当好东北的张少帅？”
更让张学良猜忌的是，杨宇霆两次会见桂系白崇禧，都未告知他，而白崇禧曾劝杨宇霆取而代之。这些行为在张学良眼中，无疑是“架空长官、破坏统一”的铁证。

杨宇霆的傲慢最终将自己推向深渊。
东北军老人、时任张学良卫队营长的刘多荃回忆，杨宇霆连帅府规定都不放在眼里，“进入帅府从不交出武器，并且带来一个警卫队”。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与常荫槐相偕赴帅府，拿出事先拟好的公文，逼张学良当场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任常荫槐为督办，甚至将中东路也纳入管辖范围。
张学良以“中东路为中苏共管，事关外交，须从长计议”为由推脱，却被杨宇霆以“此事已定，无需讨论”顶回。
当晚，张学良以“商议公事”为名再次召两人来帅府，在老虎厅设下埋伏。高纪毅后来在口述史中详述了处决过程：“我们六人，由我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

杨常事件后，东北军内部一片哗然。
张作相闻讯后第一时间找到张学良，连连摇头叹气：“汉卿啊，你这一枪，把东北的根基都给动摇了啊！”并直言“此举未免过甚”。
万福麟、于学忠等13名将领联名请辞，虽被慰留，却从此“闭口不言兵”。
一位东北军老参谋回忆：“宇霆虽骄，但能压得住场面，尤其在对日交涉上，他有经验有手段，我们都服他。他一死，军中无人能统筹全局，九一八事变时，大家都慌了神”。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张学良后来在溪口雪窦寺曾问宋子文：“如果杨督办在，日本人会不会打？”自答：“至少不会这么容易”。1934年，胡适在日记中写下：“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东北军老人们谈论杨宇霆，总带着复杂的情感。
有人说他“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是国家干才；也有人骂他“专横跋扈，恃才傲物”，自取灭亡。杨宇霆的儿子杨茂元在《回忆先父杨宇霆将军》中写道：“父亲致死的原因很多，其主要错处是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例自诩，故对张学良将军行事不妥的地方常加规劝”。
而张学良晚年的评价则更耐人寻味：“杨宇霆是个有本事的人，但他太狂了。他以为他还是我爸爸那辈的人，他不明白，东北的天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