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病毒学家顾方舟，瞒着出差的妻子，将一管液体滴到不满一岁的儿子嘴里："孩子，为了全中国亿万婴儿的生命，爸爸只能对不起你了！"

液体滴进去之后，儿子顾烈东歪着脑袋对顾方舟笑了一下。顾方舟把孩子紧紧抱住，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管液体，是一剂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稍有差池，孩子可能当场就瘫了。

顾方舟走减毒活疫苗这条路，是因为另一条走不通——死疫苗价格昂贵，当时大多数中国家庭根本付不起，既然要保护穷人的孩子，就只能选这条更危险的路。

好在观察期结束，顾烈东一切正常。

然而疫苗验证成功，只是开了个头。要把液体疫苗覆盖到全国每个角落，还有一道实实在在的拦路虎。液体疫苗必须冷藏才能保住活性，可当时中国的冷链体系几乎是空白。

城里条件还勉强应付，农村和偏远地区怎么办？一瓶疫苗送到山里，没准到地方已经失活，注进去等于没用。顾方舟和同事董德祥、闻仲权等人为这个问题憋了很久，始终没有好的解法。

有一天，顾方舟看到做元宵时把馅料"滚"进糯米粉里的手法，脑子里一下子有了念头：把疫苗也裹进去，做成糖丸，不就省掉冷链的问题了？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反复试验了好几年，辅料的配比、疫苗活性的保留、糖丸的保质期，每一个环节都得重新摸索。

经过艰苦攻关，1963年，活疫苗糖丸终于研制出来。糖丸以奶粉、奶油和葡萄糖为辅料，在普通冰箱中可以存放五个月，对冷链的依赖大幅降低。

更出乎意料的是，孩子们根本不用哄，甜乎乎的糖丸，他们抢着吃。1964年，糖丸疫苗在全国正式推广。

而这一切成果的根，其实埋在更早的一段艰难岁月里。1959年，卫生部批准在云南昆明筹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脊灰疫苗的生产基地。

1960年，顾方舟带着队伍抵达昆明，一看现场，除了几间关猴的棚舍，什么都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连住的房子都是临时搭的，实验室从零开始建。

疫苗病毒必须低温保存，研究所当时没有冷库，只能把试验材料背到山下送去肉联厂冷库存着，用的时候再爬一趟山取回来。

那段时间，不少科研人员开始动摇，觉得条件实在太差，看不到前景。顾方舟和妻子李以莞商量了一番，随后把全家从北京迁到了昆明，户口也跟着落了过来。

这件事顾方舟没多作解释，就是带着家人住下了。同事们看到这一幕，那些想打退堂鼓的人，也就没再开口。

1960年春天，正在途经昆明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专程来这个建在荒山里的研究所视察。

顾方舟当面向总理汇报，说只要疫苗顺利生产出来，给全国七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能把脊髓灰质炎消灭掉。周总理听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在场的科研人员都深受激励，此后的攻关劲头更足了。

此后几十年，发病率一路下行。1949年，脊髓灰质炎年均发病率为每十万人4.06例，到1993年已跌至0.046例。1994年，湖北襄阳出现了有记录的最后一例本土野病毒引发的脊灰患者，此后再无新案。

2000年7月21日，卫生部在北京举行"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已的名字。

从1957年受命研究脊灰疫苗，到这一天，整整四十多年过去了。有人问顾方舟感受如何，顾方舟顿了一下，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