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曾孙想回上海养老，写信给市委申请分套低层公房。时任上海副市长的女儿看清来信后，竟狠心在申请上画了叉！

这封信的落款人叫左景鉴，1909年生人，晚清名臣左宗棠的曾孙，也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首任院长。

写信那年，左景鉴年近九旬，已查出癌症，双腿浮肿，上下楼梯都费劲，思乡之情日渐浓重，想回上海落叶归根。

说起来，左景鉴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1956年，国家号召知识分子支援内地建设，重庆要筹建重庆医学院，急缺有资历的医学专家。那时候左景鉴已是上海中山医院的副院长，扎根上海，住着国家分的洋楼，完全可以不动。

但左景鉴没犹豫太久，主动报了名，带着一家人奔赴重庆，临走前把那套洋楼原原本本退还给了政府，一间没留。

到了重庆，左景鉴发现情况比预想还棘手。当地医院缺设备，缺技术，更缺有经验的外科大夫。那年代重庆的医疗条件，与上海差距相当大，很多在上海已成惯例的手术，在重庆根本没人做过，甚至见都没见过。

左景鉴到任后没急着安顿自己，先把当地医疗现状摸了个透，想着从哪里开始一点点补上这些空白。

问题很快就摆到了面前。1950年代末，重庆接诊了一名肝癌患者，肿瘤位于肝左叶，病情较重。当时整个重庆没有成功切除肝癌病灶的先例，多数人主张保守治疗，连动手术的念头都不多。

左景鉴逐项评估病情，认为手术有可能，下定决心亲自主刀，实施了肝左叶切除手术。

这是重庆医学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术后患者健康存活超过十年，在当时的医学圈里引发了相当大的震动，也让西南地区更多同行看到了这类手术的可行性。

胆囊问题同样积压已久。在左景鉴来之前，重庆对严重胆囊炎的处置方式，是胆囊造瘘——开口引流，治标不治本，患者病情容易反复。

左景鉴研读国内外文献，带领团队完成了重庆市首例胆囊切除手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地区对这一疾病的治疗路径。

此后，据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方资料记载，左景鉴还在幕后指导学生，协助完成了重庆市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那是腹部外科公认难度最高的术式之一，对医生技术和团队配合的要求极高。

就这样，左景鉴在重庆一扎就是四十年，把最好的岁月全给了西南的医学事业。那些跟着左景鉴学过手术的年轻医生，后来一个一个成了重庆医学的中坚力量，把左景鉴带来的技术和那股认真劲儿，往下又传了一代。

进入1990年代，左景鉴身体每况愈下，癌症缠身，双腿浮肿，连普通楼梯都爬得费劲。思乡之情越来越重，左景鉴想回上海。

左景鉴知道长女左焕琛在上海担任副市长，但左景鉴没有去找女儿走后门，而是选了正规渠道，给上海市委写了那封信。

信里没有诉苦，只是回顾了自己当年主动西迁、退还公房的经历，末尾提了一个请求：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腿脚不灵便，希望能分一套低楼层的公房，落叶归根。

这封信按程序流转，最后落到了左焕琛案头。左焕琛那时分管上海的卫生、科技和教育工作，没想到某一天，自己要对父亲的申请作批示。

左焕琛展开信纸，看到第一行字迹，手就停了一下——是父亲左景鉴的笔迹，认不错的。

左焕琛把信从头看到尾，放下，翻出政策文件仔细比对。规定写得清楚：外地退休人员，在上海无接收单位的，不符合公房分配条件。父亲从重庆退休，上海没有挂靠单位，按规定，这个申清不能批。

左焕琛坐在那里想了很久。

以副市长的身份，要给父亲找套房子，有的是办法，一句话的事。但那样做，那些同样排队等公房、没有副市长女儿的普通申请人，又怎么说？

左焕琛拿起笔，在申请书上画了一个叉，然后给父亲写了回信，逐条说清政策，建议通过亲戚投靠或自行租房解决住处问题。

信寄出去没多久，父亲的回信来了。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寥寥数字，没有一句抱怨。

1997年5月，左景鉴在重庆病逝，享年八十八岁。子女在墓碑上刻下十八个字：爱国敬业，医坛建功绩；言传身教，为国育英才。临终前，左景鉴只交代了一件事：把骨灰撒入长江，让江水带自己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