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被赞美的“校花”，而是被历史选择的“破壁者”。
龚澎的名字，我以前在课本边角看到过，就一行小字：“新中国第一位新闻发言人”。直到翻资料才发现，这行字太轻了。她1935年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开记者会时才21岁，英语流利，说话不抖，把“一二·九”真相直接讲给外国记者听——那时候，中国连正式的外事机构都没有。

她爸是辛亥革命老兵，妈是黄兴妻妹，家里不缺见识，但她没去留学，也没留在上海教书。1938年背着包就去了延安，给毛主席当英文翻译，后来又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跟着彭德怀跑情报。别人觉得秘书就是抄抄写写，她却把缴来的日军地图标上换防时间、伪军家属地址，彭德怀看了直接说：“留下，这人得用。”

1940年她被派到重庆，周总理点名要她做外事秘书。国民政府封锁消息，她就自己编英文简报，把《新华日报》文章连夜译好，塞进外国记者门缝里。皖南事变后，她48小时之内把事实通报发到英美使馆，用的不是口号，是战地照片、电文原文、俘虏口供——人家一读就信。

1949年建国前，她35岁，当上外交部新闻司第一任司长，是当时中央正司级干部里唯一的女性。没人教她怎么开发布会，她就一边干一边建规矩：记者问什么，答什么；答错了，第二天登报更正；不回避尖锐问题，但必须有依据。这些现在看起来平常的事，当年全是她亲手写的“第一条”。

她结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刘文华牺牲时，他们结婚才29天。她在《新华日报》上写：“我会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于党的事。”没哭天喊地，就这一句，然后照常开会、审稿、见记者。

1964年她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还兼着新闻司司长。1970年9月20日，她走了，56岁。最后一份签发的新闻稿，日期是9月18日。

她没写过一本理论书，没留下演讲集，连照片都很少。但她做的事，让外国记者第一次听懂了“中国话”不是喊出来的，是讲出来的。

她不是天生就会，是逼出来、干出来、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