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回国，毛主席当场提问一句让他一时语塞，身旁秘书见状着急帮忙解围
1954年冬夜，纽约曼哈顿的霓虹映在窗玻璃上，李宗仁把冷掉的咖啡端到唇边，苦味直冲喉咙。他已在这座城市辗转五年，护照过期，医药账单堆成小山，昔日的“代总统”此刻连公寓的租金都要靠朋友接济。
当年离开广州时，他以为自己只是暂避风头。可蒋介石重掌党政，桂系被清洗，远隔重洋的李宗仁才真正明白“失势”二字的重量。社交圈里的名流晚宴，宾主一杯酒下去，话题总绕不开台湾与大陆，更多的时候，众人只把他当作一段过去式。

1956年春，香港传来一封薄薄的信，夹在《水浒》影印本里，字迹遒劲：“宗仁先生，归未？”落款周恩来。信没谈条件，只说“百川终入海”，留了一个香港的联系方式。李宗仁把信折好，放进旧皮箱，那夜却没怎么合眼。
时间并未停止对他的提醒。纽约医院的检查单上，肾脏病灼灼其词；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却越算越薄。美国的寒风冷，人心更冷。1958年，远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女儿寄来一封电报，问他：“父亲，您真的要在异乡终老吗？”他无言，纸上只回了几个字：“且看局势。”
与此同时，北京在谋篇。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后，统战思路渐趋清晰：让尽可能多的旧部回归，削弱对岸，凝聚人心。程思远被选中担任穿针引线的角色。他带着一沓又一沓信笺和几幅装在竹筒里的山水画，往返港、法、美，既是说客也是探子。北京方面仔细鉴定书画真伪，再按原样寄还，顺带附上几百美元“保管费”，既显诚意，又看对方神色。

巴黎左岸的一家小咖啡馆见证了多次试探。一次长谈接近尾声时，程思远压低声音：“李先生，回去看看吧，山河仍在。”李宗仁望着对面街头的雨痕，轻叹：“回去易，立场难。”这是他最后的坚持，也是最后的犹豫。
1965年6月，他终于买下那张横跨大西洋的机票。座位靠窗，飞机穿云而上，年近七旬的心却像第一次远行的学童。6月中旬抵莫斯科，稍事休息后转机北京。落地那天没有刻意的红地毯，国家体制的礼遇都在细节中：专车静静停在舷梯旁，车牌“京A·0001”。

傍晚，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温暖。毛泽东泳后披着浴巾迎面而来，笑问：“你觉得这边的水温可好？”李宗仁站在池边，愣了秒钟才应声：“与桂林漓江不同，却也清。”毛泽东又反问：“这条大船，可比那条小艇稳当？”话音落下，屋内一时寂静。见李宗仁抿唇无语，程思远忙和气一笑：“主席，先生刚落地，水温需慢慢适应。”众人会心而笑，气氛就此松弛。
接下来的安排俨然副主席规格：中南海医务室随传随到，专车、随员、办公用房一应俱全。李宗仁最看重的，却是那封由国务院签署的文件——“国家将保护其合法权益，照顾生活”。这是悬在他心口多年的石头，终至落地。

北京人对这位回乡的前国府要员并不陌生。天安门城楼阅兵时，他出现在观礼台侧，人群里有人低声议论：“那不是当年台儿庄的大英雄吗？”声音虽小，却足以传到他耳边。李宗仁略点头，没有回应，眼睛却亮了几分。
遗憾的是，旧疾并未给他太多时间。1969年1月30日凌晨，他在北京医院静静离世。程思远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封面写着六字：“合流方可定国”。那是他回国前夜在莫斯科写下的。没有慷慨陈词，也无自我辩白，只有夹在书页中的一截干枯桂花，来自故乡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