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七三老翁欠一死

《吴宓日记》1966 年 5 月 31 日

记录这天晚上中文系工会组织生活会上吴宓教授的发言：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任务，同志们已经说得很明确。我等应该积极地参加，声讨邓拓，与邓拓等人划清界限。同时，我辈应改造思想，努力提高自己，而不必有所顾虑。但是像我吴宓这样的，年老身衰，所以心情很是悲郁。虽然我和邓拓等素昧平生，没有任何因缘关系，但是邓拓所引用的中国旧书籍，旧文史，旧道德，旧习惯，多数也是我所赞同的，不能去怀，时复流露。吴宓虽然读毛主席著作，以思想改造自勉自策，但是每到晚上，我总是读心爱的旧书，闲暇时候总是回忆我少年时代的那些旧事物、旧人、旧风景，觉得是醰醰有味而可亲，以此慰藉自己，以增加力量，支持生活。

同志们都认为我很健康，再活 20 年，也不成问题。实际上，我知道我的寿命不能达到刘永济那样的八十高龄，也未必能够像陈寅恪那样活到 77 岁。我的生父和嗣父都享寿有七十五六岁，所以我生命的限度大概也就如此。特别是自今年 1966 年开春以来，我感到身心顿衰，耳目不灵，记忆力也大减，出言做事多笨拙乖剌而不能如意，尤其是到晚上更甚。平常总是忧危畏祸之心，更害怕运动的到来。1964 年 65 年的四清运动幸得过关，今后来文化大 XX，尤其直接关涉到旧知识分子，像吴宓出身于地主阶级官僚家庭，封建思想极其的深固，又酷爱古典文学。处此景况，不但身体感到劳倦，而且感到心苦，于是就感觉到还不如像赖老那样的长眠地下，实为至乐。像吴宓虽然渴望休息，但是没有被准许退休，所以就不能不参加批判学习。如今我吴宓视死，为长眠，为安息，丝毫没有慊者于死。如果能够得到组织上的谅解，不加责怪，我吴宓实际上是愿意得到大量的安眠药一次服用。或者有朋友陪送前往，投身到嘉陵江中，了此一生，尽完我所担负的义务和职责，冥然无知，不复有我存在。这是我吴宓的真快乐，大幸福，更没有任何歉疚与顾恋了！”

吴先生突然发表此番言论，令人始料未及，在场同仁无不为之震动。然而众人皆保持沉默，试问在那种情境下，谁又能开口，谁又敢表态呢？历史上的浪花旅游热度很低却很夯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