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最鼎盛的年代，知识分子排着队给莫斯科唱赞歌，傅斯年偏偏写下一句——"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

这话放到今天看，可能有人觉得是气话。可你要是知道傅斯年是个什么样的人，就会明白，他不是在骂街，而是在讲理。

傅斯年，民国学界出了名的大炮，脾气大、学问大、胆子也大。蒋介石请他吃饭，为孔祥熙说情，问他：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绝对信任。

蒋介石说，那你既然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用的人。傅斯年当场回了一句：委员长我是信任的，但要说因为信任你就该信任你任用的人，那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么说。

这种人，会随便骂人吗？不会。他骂谁，都是认认真真骂的。

他对苏联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第一次是1930年代初期，第二次是1946年雅尔塔协定曝光之后。

核心就一句话：苏联不是什么理想国，它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外衣、以专制统治为内核、以领土扩张为传统的帝国。

这话是1933年说的，写在《独立评论》上。那时候苏联正是西方知识界眼里的神话——计划经济、五年计划、消灭失业，无数人把它当成人类的未来。可傅斯年不信这套。

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苏联。他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苏联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加上新式专制。

一切生产机关归国家所有，实则是归党部官僚支配。工人农民劳苦终日，生活程度极低，官僚高高在上，绝无平等可言。

第二，苏联的政治是极端的寡头专制。表面上有苏维埃，实际上一切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最后集中于一人。

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全国布满特务机关，人人被监视，稍有异见，便遭放逐、监禁，甚至处决。这样的政治，不是近代文明政治，而是近代最严密的专制。

第三，苏联的民族政策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变相侵略。口头上提倡民族自决，实际上压制各少数民族，强制俄化，继承沙皇俄国的扩张传统，只是换了一个主义的外衣，野心丝毫未减。

1930年代说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那时候左翼思潮席卷全球，傅斯年这番话，等于在逆流而上。
第二次集中批判是1946年。那一年，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被公之于众。

这份1945年2月由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秘密签订的协议，背着中国，把中国东北的利益当筹码，换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管南满铁路、租借大连旅顺港口。

消息传回国内，傅斯年炸了。

他联络任鸿隽、储安平等人，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直斥这是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记录，指责苏联趁火打劫，其行径与帝俄对中国的侵略有何区别。

随后他又写了长文《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说东北没了，中国永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国，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

也就是在这期间，他留下了那句最狠的话：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

有人说，傅斯年反苏是因为他是民族主义者，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这话对了一半。傅斯年确实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早年在德国留学，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对他影响很深。

但另一半是错的——他不是因为站国民党才反苏，他是反那些侵害中国利益的人和事，不管对方是谁。

他骂过蒋介石，骂过孔祥熙，骂过宋子文。1943年他发表《战后建都问题》，主张战败日本后建都北平，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御苏联。

他对苏联的警惕，远比国民党的政策来得更早、更彻底。

1946年3月，他写信给蒋介石，恳辞国民政府委员的任命。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自己是个书呆子，如果在政府里，对政府没好处。

但有一句话他写得很直接：政府可以对外委屈求全，他在外面却不能不讲大义。他说自己最近在东北问题上屡屡公开讲话，反对苏联，这些话要是进了政府就不好再说了，但他良心上忍不住不说。

这才是傅斯年。他不在其位，所以可以讲别人不敢讲的话。他选择不当官，恰恰是为了保住这张嘴。

回头看他那句狠话，不是在发泄情绪，而是在陈述一个他反复论证过的判断。

他眼里的苏联，把专制、暴力、侵略、思想钳制、帝国扩张这些东西全缝在了一起，还给它套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

苏联鼎盛时，全世界多少人把它当灯塔？傅斯年站在岸边说，那不是灯塔，那是风暴。现在回头看，他说的，也许真不是气话。



信息源：《戴海斌丨“不为辩护,只要唤醒”:傅斯年论“中国近百年史”》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