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这句话并不高亢，却在那一夜的白公馆里显得格外清晰。1949年11月27日，重庆城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军向西南推进，城内人心浮动。

白公馆作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场所，气氛紧张到几乎凝固。枪声在远处时断时续，看守们都明白，大势已去。

杨钦典只是白公馆的一名普通看守，却在关键时刻被推到前台。当天夜里，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十六名男囚集中到楼下房间，楼上还留着郭德贤和两个孩子。随后部分看守被带离，只留下杨钦典负责看守。命令很明确，若情况紧急，就地处决。

牢房里的人知道时间所剩不多。罗广斌在狱中一直保持冷静。重庆解放在即的消息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白公馆，所有人都清楚，这一夜或许是生死分界。罗广斌没有情绪失控，而是判断局势后选择与杨钦典对话。那句劝说，并不是乞求，而是一种现实提醒。

杨钦典并非没有动摇。多年看守生涯中，杨钦典见过无数人被押进来，也见过许多人再未走出。此刻，枪与钥匙都在杨钦典手中。

外面的命令代表旧势力的最后疯狂，牢房里的十九条生命则代表即将到来的新局面。杨钦典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出选择。

推动局势变化的还有李育生。根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资料，杨钦典在歌乐山街头曾遇到李育生。李育生直言劝说，指出继续执行屠杀命令，只会让杨钦典背负无法摆脱的责任。那番话让杨钦典回到白公馆后更加沉默。

随后，一个简单而冒险的方案形成。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定信号。杨钦典和李育生上楼确认警卫部队是否撤离，确认安全后，通过在楼板上跺脚三次作为暗号。没有口头命令，没有书面指示，只有三声清晰的响动。

当楼下听到信号，罗广斌迅速组织分组。郭德贤带着六岁的儿子郭小波，五岁的女儿郭小可由周居正背着。李荫枫等人负责协助体弱者。突围并非一帆风顺。十九人冲出白公馆后，在途中遭遇车辆盘查与枪声，只能分散隐蔽至后山。

这一夜远没有文学作品中那样从容。有人担心孩子哭声暴露行踪，有人担心天亮后搜捕加剧。郭小可一度失散，后来才被找回。山林中没有明确方向，只能根据地形和经验判断前行路线。

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幸存者得以公开身份。杨钦典因罗广斌等人的证明，获得宽大处理。这一选择并没有改变重庆解放的大局，却改变了十九个人的人生轨迹。

重庆解放后二十八天，罗广斌撰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详实记录白公馆与渣滓洞的斗争经历。1950年1月中旬，罗广斌与刘德彬整理成《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杨益言参与校对。

后来罗广斌与杨益言创作《红岩》，白公馆与渣滓洞的历史得以更广泛传播。
今天的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保留着白公馆旧址、渣滓洞旧址和一一二七死难烈士墓，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每年都有参观者在遗址前驻足。

回望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夜，杨钦典的决定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留下了明确的历史痕迹。三声跺脚，十九条生命，一个看守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都成为真实档案中的一部分。历史并不由单个人左右，但在关键时刻，一个普通人的判断，也能为他人留下继续前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