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令人醍醐灌顶的话： 你以为的快活，其实是拿命在换。
说这话的人，自己就先搭进去半条命。 他是赵丹。中国的电影皇帝。《十字街头》里他风流倜傥，《马路天使》里他俊朗深情，《烈火中永生》里他铁骨铮铮。他这张脸，就是中国电影的招牌。可谁见过他最后的样子？瘦得脱了形，窝在藤椅里，疼得说不出话。癌症把他耗干了。他说，我演了一辈子别人的命，没想到，自己的命这么快就演完了。
他年轻时候不信这个。他觉得快活，就是红，就是火，就是天下谁人不识君。怎么红？拼呗。白天泡在片场，晚上混在酒桌，第二天挂着黑眼圈照样开工。眼睛睁不开，就让助理用凉毛巾拍脸，硬扛。圈里人都说，赵丹是个“戏痴”，不疯魔，不成活。
我读过他一段回忆，讲他拍《李时珍》。在黄山取景。有一场戏，李时珍攀悬崖采药。导演说找个替身，远景拍一下就行。他不干。他说，李时珍自己爬，我赵丹就得自己爬。真就背着几十斤的竹篓，跟着当地药农往绝壁上走。下面就是深涧，看一眼都腿软。他就徒手抓着石头缝，一点一点往上挪。

拍完那个镜头，下来之后，他坐在地上半天没起来，手抖得连烟都点不着。旁人后怕，说太险了。他吐口烟，咧嘴一笑：“险？不险哪来的真？”

那种在危险边缘试探、然后征服它的快感，就是他早期的燃料。他演《聂耳》，为了找那股子热血青年的醉态，真把自己灌得烂醉，吐完了接着演。他演《林则徐》，三伏天裹着厚重的官服，一场戏下来里衣能拧出水，中暑晕倒，醒过来先问：“镜头过了吗？”

他管这叫“戏比天大”。他觉得，一个演员，把命搁在角色里，那叫本分。

身边人看得心惊肉跳。他夫人黄宗英总劝他：“阿丹，慢点，日子长着呢。”他总是不耐烦地摆手：“你不懂。戏来了，就得抓住，慢不得。”

真正的转折，是1979年。浩劫过去，他复出拍《大河奔流》，饰演周总理。压力像山一样压下来。演不好，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总理。他把自己关在招待所里，没日没夜地看纪录片，模仿总理的步态、语气、甚至微笑的弧度。烟一根接一根，饭扒拉两口就搁下。

片子拍成了，好评如潮。可他身体里那根绷得太久的弦，“啪”一声，断了。胃开始频繁地疼。起初没当回事，老毛病了，吃两片止痛药压下去。接着拍《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疼得厉害了，就用手顶着胃部，额头上全是冷汗。同事劝他去医院，他说：“等拍完，等拍完就去。”

这一等，就等来了晚期胃癌的诊断书。

手术切掉了大半个胃。从手术室推出来，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他迷迷糊糊间，抓住导演的手，问的是：“我的戏……后面几场……怎么调整？”床边的人，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躺了没多久，能下床了，他又闲不住。开始写书，整理自己几十年的表演心得。黄宗英急得直哭：“你要命不要了？”他看着她，眼神很平静，甚至有点茫然：“不弄这些，我活着……干什么呢？”

他知道时间不多了。那阵子，他变得爱唠叨。爱跟来探访的年轻演员讲过去的事，讲怎么观察生活，怎么钻进角色心里去。

有一次，听说有个年轻演员因为怕累，大量用替身，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叹了口气，说：“我们那时候，是怕戏不真。现在有些人，是怕戏太累。”他指了指自己腹部那道长长的疤，“镜头前那点风光，都是拿这后头几十年的寿命，一寸一寸换来的。快活？那是给你看的。代价，是自己咽的。”

最扎心的，不是病痛。是他偶尔精神好点时，眼里那种烧着的不甘心。他床头上永远放着《演员自我修养》，还有《红楼梦》。有一次，他忽然对黄宗英说：“我想演贾宝玉。”说完，自己先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去世前些天，他经常疼得整夜睡不着。有一次，疼痛稍微缓了点，他让护士把窗帘拉开。阳光照进来，落在他瘦得只剩骨头的脸上。他看了很久，忽然轻轻说：“这光线……真好……要是能拍戏就好了。”

他到死，想的还是戏。

最后时刻，他话都说不清了。黄宗英握着他的手，把耳朵凑近他嘴边。只听见他气若游丝地、反复念叨几个字：“《鲁迅》……剧本……《鲁迅》……”

那是他惦记了十几年、最终没能拍成的电影。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赵丹死后，黄宗英整理他的遗物。在一本笔记本的扉页，看到他早年写下的一句话，墨迹都旧了：
“愿为舞台生，愿为舞台死。”

她合上本子，泪如雨下。他确实做到了。他把生和死，都献给了那方亮着灯的舞台。他以为那是极致的快活。到最后才明白，那是一场早已标好价码的交换。你贪恋台上每一刻的绚烂，就得用台下的寿命去抵。

年轻时的赵丹不懂。他笑别人惜命，觉得那样出不了好戏。老了，病了，疼得在床上蜷成一团的时候，他或许懂了。可懂了，也晚了。戏瘾早已钻进骨头里，戒不掉了。

他这一辈子，就像他最爱的角色，浓墨重彩地亮相，曲终人散后，只剩一地的苍凉。看戏的人，只记得他风华正茂，神采飞扬。没几个人记得，散场之后，他点一支烟，捂着隐隐作痛的胃，那沉默而疲惫的背影。

那背影，才是“快活”二字，最真实的价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