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他怀孕的妻子知道后，竟然带着女儿，冒死来到泰州并向日军司令提出：“我来取回我丈夫的头颅。”

1906年，陈中柱生于江苏建湖贫寒农户家庭，父亲早逝的他早早扛起生活重担，曾在上海做电车售票员。

谁能想到，这个在上海街头叫卖车票的穷小子，后来会成为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少将？陈中柱不甘心一辈子卖票，攒钱读书，21岁考入江苏警官学校，22岁又进了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辗转多地任职，心里始终憋着一股报国的劲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立刻投身抗日救亡，组织铁路员工和学生成立战地服务团，后来被任命为少将团长，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苏北一带打游击，硬是把一支地方武装带成了日军最忌惮的队伍 。

1941年2月，副总指挥李长江叛变投敌，陈中柱跟着总指挥李明扬留在城外坚持抗日，处境越来越难 。6月7日那天，第四纵队被日军包围在兴化武家泽，打了三天三夜，子弹都快打光了 。陈中柱身材高大，在战场上特别显眼，日军指挥官南部襄吉一眼就盯上了他，下令机枪扫射，他身中六弹，当场牺牲，年仅35岁 。

更让人痛心的是，日军为了邀功请赏，竟残忍割下他的头颅，带回泰州司令部，把无头遗体丢在战场上 。村民们不忍心，用河里捞的船板钉了口简易棺材，把遗体暂时安葬了。

消息传到家里，妻子王志芳才26岁，肚子里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身边牵着6岁的女儿陈璞。换作别人，可能早就垮了，但王志芳没有。她看着女儿，摸着肚子里的孩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丈夫身首异处，死无全尸。

她没有哭哭啼啼，连夜找村民帮忙，准备了干净的衣服和殓布，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女儿往泰州城里赶。一路上关卡重重，她一个孕妇带着孩子，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有人劝她别去，日军司令部就是虎穴，这一去肯定有去无回。她只说了一句：“我丈夫为国捐躯，我不能让他的头留在鬼子那儿。”

到了日军司令部，卫兵拦住她，她挺直腰板说：“我是陈中柱的妻子，我来取我丈夫的头。”消息传到南部襄吉耳朵里，这个日军大佐很是惊讶，他见过投降的，见过求饶的，从没见过一个怀孕的女人敢闯日军司令部要人头 。

他亲自出来见她，喝问：“你是什么人？”“我是陈中柱将军的夫人！我来要我丈夫的人头！”王志芳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 。南部襄吉故意刁难：“陈将军有几个夫人？”“陈中柱将军只有我一个夫人！”她毫不含糊地回答 。

南部襄吉被她的气势震慑，沉默片刻，带她进了一个房间。香案上的木匣里，一个大口瓶泡着将军的头颅 。王志芳看着丈夫苍白的脸，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却强忍着没哭出声。她缓缓打开带来的包袱，小心翼翼地取出干净的白布，轻轻把头颅裹好，紧紧抱在怀里。

这时她才对南部襄吉说：“我丈夫为国家而死，我为丈夫而来。你今天若不还我丈夫的头，我就抱着他的头死在这里，让世人看看你们的残忍！”这番话让在场的日军都愣住了，南部襄吉最终下令放行，甚至让士兵们列队目送她离开。

回去的路上，王志芳抱着丈夫的头颅，一步步走得很稳，仿佛抱着稀世珍宝。她找到之前安葬丈夫遗体的地方，打开棺材，把头颅与身体合在一起，用针线仔细缝合，换上干净的军装，重新入殓 。那一刻，她再也忍不住，抱着棺材放声大哭，哭声里有悲痛，有屈辱，更有不屈。

处理完后事，王志芳带着两个孩子，在苏北乡下隐姓埋名，艰难度日。她没有再嫁，独自把一双儿女抚养成人，从未向人炫耀过自己当年闯敌营的壮举。直到1987年，陈中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段尘封的往事才被更多人知道。

2016年，王志芳百岁高龄时，还特意回国为丈夫扫墓，一年后安详离世，终于能在九泉之下与丈夫团聚。

很多人只知道将军战死沙场的壮烈，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在他身后，用柔弱身躯撑起一片天的女人，同样是英雄。陈中柱从电车售票员到抗日少将，用生命诠释了爱国；王志芳从贤妻良母到闯敌营的勇者，用行动守护了尊严。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多少这样的夫妻，一个在前线杀敌，一个在后方坚守，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家国。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最朴素的行动，写下了最动人的爱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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