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研究者警示：债务达GDP的110%，制度韧性承压】
法国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更不平等，政治不稳定持续加剧 2024年政府三度更迭，第五共和国时期前所未见 结构—人口理论指出，贫困化、精英极化和财政困境会放大危机 法国自1980年以来，精英竞争加剧且公共债务升至GDP的110% 作者称法国多项指标正汇聚成危机，改革需重建政治凝聚力
在法国，一场重大制度性危机的预警信号正在显现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的获得机会愈发不平等，精英之间的竞争加剧，公共财政承压。多项指标显示，法国正经历一个制度脆弱性上升的阶段，其特征与历史上其他重大转折时期有相似之处。近些年来，法国的政治不稳定不断增多，波及社会各个阶层。2018年，一个短暂但激烈的民众运动出现，以黄色背心为集结象征，参与者构成也颇为特殊。2023年冬季，法国因新一轮退休制度改革，爆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和罢工浪潮之一。同年6月，纳埃尔·梅尔祖克死亡后，全国多地又接连发生城市动荡。到了2024年，法国又经历了国民议会解散和政府遭不信任案推翻，导致这一年内政府三度更迭。这种局面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前所未见。区分一国政治生活中的常规动荡，与更深层制度变迁的前兆，至关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应采取何种应对方式。然而，在一个被快速选举周期主导、媒体又高度聚焦即时新闻的政治环境中，公众注意力往往停留在单个事件上。因此，回应往往只是针对症状本身，例如撤回改革、改组政府，却没有触及可能构成根源的结构性条件。结构—人口理论戈德斯通于1991年提出、后由彼得·图尔钦及其同事进一步发展的结构—人口理论，试图通过三个因素分析重大制度变迁时期：民众贫困化、精英极化以及国家财政困境。2010年，彼得·图尔钦就在《自然》杂志的一项前瞻性调查中，据此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前后进入一个更易出现政治不稳定的时期。这一理论认为，政治不稳定时期的出现，源于现有制度与长期人口和经济变化之间日益加深的不适配。制度逐渐失去维持社会经济环境的能力，个人也越来越难以在其中实现自身诉求。这一理论所描述机制的核心，是所谓“财富泵”：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无论这种集中是通过有利于特定群体的土地和税收制度实现，还是通过压低工资完成。这个机制不仅会扩大与社会底层之间的不平等，也会尤其冲击较低层级的精英及其追随者，使精英内部裂痕不断扩大。经过数十年后，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恶化，少数人却持续获益，社会契约随之被侵蚀。权力集中又进一步堵塞了上升通道，使越来越多的竞争者难以进入精英层，精英之间的竞争加剧，内部凝聚力消失，派系开始出现。这些上升受阻者由于缺乏实现抱负所需的资源，开始质疑自己对现有制度的忠诚，动员日益贫困化的民众，并转化为试图改变游戏规则的“反精英”。在当代社会中，理论上，只要公共财政状况允许，通过适当投资和改革，制度仍有可能缓解精英过剩和民众贫困化给体制带来的压力。相反，如果国家债务沉重、又被视为缺乏正当性，其调节能力就会削弱。到了这个阶段，民众贫困化、精英派系化和财政紧张会共同构成一种局面，使得即便相对有限的冲击，也可能引发失衡程度远超事件本身的危机。法国是否已出现制度性危机的前兆？在一项最新研究中，我们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法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作者认为，法国正走在一条与美国相似的轨道上。尽管由于再分配机制的存在，收入不平等仍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自1980年以来，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的获得难度却明显上升。而且，全国层面的平均数据还低估了这些变化对特定群体的影响：就业机会主要影响年轻人和郊区居民，住房获取主要影响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取则更多影响农村居民。在同一时期，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精英之间的竞争也明显加剧。一个例证是，最富有的1%内部的财富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其中最顶端的0.001%所持财富份额增长了520%，而这一百分位中靠后的成员所持份额只增长了60%。在政治层面，参加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数自1980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在议会中组建党团所需门槛从1958年的30人降至2023年的15人。这一变化是在议员推动设立更多新党团的压力下发生的，反映出议会精英分裂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法国公共财政也承受着历史性的压力。2023年，债务规模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0%。这一局面是人口老龄化和税制逐渐失效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发生在精英日益碎片化、立法能力趋于迟滞的背景下。除了预算压力，民众对制度的信任也明显流失，这可以从选举弃权率的上升中看出。其结果是，一种制度僵化正在形成，而此时制度的适应能力恰恰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就当下的法国而言，结构—人口理论所关注的多项指标正在汇聚成一场危机：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相对贫困化，获得住房和公共服务的通道逐步收窄，精英内部竞争加剧，立法瘫痪，以及对制度的历史性不信任。结构—人口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会瘫痪解决危机本身所需的条件。任何真正能够触及深层原因的重大改革——无论是财富再分配，还是整顿国家财政——都恰恰需要高度的政治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瓦解正是危机的核心所在。这类时刻的根本张力就在于：行动的紧迫性与行动能力的持续下降相互强化。可能的出路历史仍然提供了多种可能的出口。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表明，如果足够广泛的政治联盟能够形成并占据主导，这类危机也可能推动深刻而持久的制度重组。反过来，如果缺乏这样的联盟，一些社会则会走向剧烈断裂，法国1789年便是例证之一。一个社会在危机中最终走向何方，并不只取决于危机本身的严重程度。这同样是一个关键时刻，取决于相关行动者能否抓住机会，重建新的社会契约。这场危机的结构性根源提醒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选举周期和媒体议程所定义的短期时间里，而应认真对待长期变化。这并不是要陷入宿命论，而是要理解：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机会窗口本就罕见，而那些抓住机会的社会，往往比被动承受危机的社会走得更稳。本文写于“思考即将到来的世界”研讨会框架下。该研讨会将于2026年6月11日举行，由塞尔吉-巴黎大学“前瞻、想象与公共政策”讲席、学习星球研究所和Le 106协会主办，并与法国The Conversation合作。
作者：尼古拉·萨莱尔诺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本文出处：En France, les signes avant coureurs d’une crise institutionnelle maje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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