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冒死放走毛主席的警察厅长，60岁穷困潦倒进京，主席三封亲笔信暖了一生！
 
1923年冬天的长沙，一张盖着红印的缉捕令摆在了省会警察厅厅长刘策成的桌上，抓的人，是他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的学生，毛泽东。
 
这道命令从省长赵恒惕手里签发下来的时候，整个长沙的风声已经紧到了极点。
 
自打毛泽东接连发表《省宪下之湖南》《"省宪经"与赵恒惕》，把这位"自治"招牌下的军阀骂得狗血淋头，赵恒惕就动了杀心。
 
封闭湖南自修大学、镇压水口山工人运动，接下来就该对毛泽东下手了，警察厅厅长刘策成，就是那个被指定来执行的人。
 
四十岁的刘策成看着缉捕令，没声张，也没推脱，他做了件想起来都后脖颈发凉的事，把心腹、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单独叫进办公室，关上门说了实话：赵恒惕要抓毛泽东，但毛泽东是我的学生，这人你不能抓，你得赶在别人动手之前，先把消息递到他手里。
 
王建屏办事缜密，当晚派贴身警卫万震侯、周维武直奔清水塘。
 
毛泽东不在，两人又摸黑赶到仓后街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当面把"赶紧走"三个字砸到了毛泽东耳朵里。
 
第二天天不亮，毛泽东已经离开了长沙，而王建屏这边，带着东区警察署的警士大张旗鼓满城"搜捕"，锣鼓喧天地给赵恒惕交差，演了一出瞒天过海。
 
赵恒惕到死都不知道，缉捕令在自己的姻亲，他亲自提拔的警察厅厅长手里，被这么轻飘飘又惊心动魄地"截胡"了。
 
后来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写到一段往事：有人在台湾采访晚年的赵恒惕，问他当时为何没杀掉毛泽东，赵苦笑着说"可能是他的能量太大了"，他根本不知道内部有人泄密。
 
这事如果败露，刘策成掉脑袋是分分钟的事，但他还是做了，不是因为什么精密的利益计算，就是认定这个学生做的事是对的。
 
之后的年月里，刘策成看清了军阀官场的烂底子，1925年以后逐渐抽身退出权力中心，闭门治学，一头扎进《庄子》研究里，几十年磨出了一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中间抗战爆发，他还几次上书蒋介石主张联共抗日，政治上越来越边缘化。
 
等到1949年天翻地覆，曾经的厅长已经快七十岁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想找个能发挥所长的位置，提笔给北京的老学生写了封信。
 
按毛主席给自己定的铁规矩"四不"原则：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亲戚故旧求差事的信一律挡回去，连杨开慧的兄长都没走过后门。
 
但刘策成的信送来，毛主席沉默了一阵，然后一笔一画写了回信，第一封让他先去长沙找程潜，在湖南就近安排，家里财产也明确按政策公平处理。
 
刘策成去了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当参事，但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的老本行，文史研究，又写了第二封信。
 
毛主席第二封回信里说，想为人民做事的心思值得钦佩，长沙熟人多，在那边也合适，还是替他考虑周全了。
 
第三封更直接，让他跟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对接，最后周恩来总理签了特聘书，1951年6月，刘策成正式聘入中央文史研究馆。
 
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家领袖，为二十多年前一份沉默的搭救，连写三封亲笔信，绕过自己亲手立的规矩破例一次，这不是什么"报恩"那么轻巧的说法能兜住的。
 
它说的是：那些在暗处替公道冒过险的人，不会被历史稀里糊涂地抹掉，你当年拿命替一个理想撑过一把伞，那个理想真成了气候，就不会装作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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