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刺杀杨永泰的凶手陈夔超在汉口江汉关码头被按倒时，高声喊的是“为兄报仇”，然而审讯展开后，警方很快发现一个与他喊叫相悖的事实：他那据说遭杨永泰迫害致死的兄长陈夔豫，此刻正完好无损地住在上海租界的公寓里。
谎言的戳破，使这起刺杀案瞬间剥离了私仇的表象，露出了政治谋杀的冷峻内幕。

当天下午五时许，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偕妻子从武昌乘坐专轮渡江，抵达汉口江汉关码头。杨永泰这天应约要赴一场美国总领事的晚宴，下船后他让妻子先登上一辆黑色别克轿车，自己正准备弯腰进入后座，人群中突然闪出一名青年，在极近的距离内朝他的后背连开三枪，一发子弹穿透左肺，一发击中脊柱。
杨永泰当场倒在血泊里，凶手未及逃离便被卫兵和码头警察合力制服，身上搜出一把勃朗宁手枪和四发余弹。杨永泰被急送附近医院，当晚伤重不治，终年五十六岁。
行刺者的真实身份很快被查明。
他原名陈燮枢，字夔超，又名陈有光，贵州毕节人，曾在中央军校受训，案发前并非什么为兄复仇的义士，而是一名直属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的行动人员。
这一身份，将案件的线索引向了国民党最核心的权力绞盘，而要理解杨永泰为何必须死，不能不看他在蒋介石身边迅速崛起的轨迹，以及他因此点燃的数把烈火。

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旧学功底深厚，又留学日本，早年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被人称作“政客型智囊”，政治品行在时人眼中绝不算洁白。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破格起用他，委以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要职。杨永泰旋即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长。
他帮助蒋削夺地方实力派，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整编军队，将势力直接楔入各省。在短短两三年内，杨永泰由一介无权门客跃升为所谓“政学系”的首脑，权力触角延伸至财政、人事、党务诸多禁区，其锋芒之盛，同时开罪了CC系与胡汉民派两大集团。
杨永泰与CC系的矛盾是结构性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长期把持党务系统和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视党权为禁脔。杨永泰却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认为“党部干预行政，弄权误国”，并策划将调查科剥离出党务系统，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等于要斩断陈家兄弟的手足。
陈立夫曾对人说过：“杨畅卿不除，我们迟早要死无葬身之地。”这不是泄愤的戏言，当时CC系内部确已将除掉杨永泰作为重大议题。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后，在湖北大刀阔斧推行保甲与土地整理，又换掉大批CC系把持的县党部人员，矛盾进一步激化。
而胡汉民派对杨永泰的切齿仇恨，则源于更早的汤山事件。一九三一年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背后献策的正是杨永泰。胡汉民虽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病逝，但其心腹刘庐隐仍在广州、上海一带掌握西南反蒋派系的部分联络网。刘庐隐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暗中一直谋划对杨永泰下手，他认定杨永泰是蒋身边最险恶的谋主，除杨可以断蒋一臂。

案发后，蒋介石震怒，下令戴笠全力侦办。
戴笠的特务系统效率极高，不到一个月便在上海法租界将刘庐隐捕获，并从其寓所里搜出一份至关重要的电报底稿，电文为“畅卿已死，事已办妥”，是案发次日发往香港的，此外还有杨永泰的照片、行程记录以及汇款给刺客的单据。
表面上，一条由刘庐隐指挥的刺杀链条清晰可见，刘庐隐一审被判十年徒刑，这件案子似乎可以了结。
然而，戴笠呈给蒋介石的密报里，却藏着另一层无法对外公布的真相。
陈有光根本不是刘庐隐的私人死士，他就是调查科本部的行动员，由徐恩曾直接管理。案发前调查科上海区曾向上级请示，徐恩曾给出的指示含糊却有默许之意。
陈有光在供词中虽然咬定是受刘庐隐指使，但行动经费、手枪和杨永泰的渡江行程情报，均有多处与调查科内部渠道吻合。刘庐隐策划刺杀固然不假，可他将具体实施托付给的人，恰是调查科所控制的外围人员，调查科对此完全知情却不阻止，甚至暗中开了绿灯。
蒋介石把陈立夫叫到官邸质问。据说陈立夫态度强硬，非但没有否认，反而列举杨永泰“勾结日人”“专权乱党”的数条罪状。蒋介石怒不可遏，但最终没有追究陈氏兄弟的责任。
杨永泰之死，如果深挖到底，势必撕裂CC系这个蒋赖以控制党务的机器，这是蒋不能承受的代价，于是他压下所有指向调查科的证据，将案件强行结了案。

国民党方面后来出版的一些文史资料，尤其是中统特务刘不同、庞镜塘等人的回忆，都直接证实了刺杀由调查科主导。他们披露，陈有光行刺前，调查科曾给他准备后路，不料他未及逃脱便被抓获，调查科只得立刻启动备案，将事前已掌握刘庐隐策划刺杀的情报，故意泄露给戴笠方面，引导调查对准刘庐隐。
刘庐隐的刺杀计划，反而成为调查科最好的掩护。刘庐隐被捕后也极力为自己辩解，声称电报是被人冒用自己电台发出的，无奈那个年代此类自辩根本抵不过早已编织好的证据链。
这场刺杀，以谎言开场，以更深的沉默收场，直接扣动扳机的是陈有光，提供计划与名义的是刘庐隐，而批准这次谋杀，或者说故意不阻止这次谋杀的，是CC系核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