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收到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正是前一晚从宴会上消失的两名中国仆人。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兄弟在领事馆忠实服务多年，您对我们一向很好，因此迟迟下不了手。6月10日宴会上，我们得知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动手。谁死谁活，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堀公一把信拍在桌上，气得发抖。

写这封信的人叫詹长麟。他是个普通的南京杂役，在日本人的地盘上潜伏了整整五年。

先说他是谁，又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1934年，南京。詹长麟，1913年出生，淞沪抗战期间，他曾随国府警卫旅编入第88师，因为母亲病重，暂时留在南京照顾母亲。他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进入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担任杂役。日本人的要求很苛刻：必须是身手敏捷、不懂日语、聪明机警且家人能作为人质的中国人。

詹长麟完美符合。但日本人不知道的是，赵世瑞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做日本总领事馆的卧底，借日本人对他的信任获取情报；二是用桌上的手枪自杀。他选了前者。从此成为军统的秘密线人，代号"65"，化名"袁露"。

两年后，他把哥哥詹长炳也带进了领事馆。兄弟俩做事细致认真，寡言少语，深受前后几任日本总领事的信赖。在日本人眼里，这是最老实的两个中国仆人，连字都不识，啥都不懂。

但1937年12月来了。

南京被占领之后，詹氏兄弟虽然戴着领事馆的袖章，家里还是遭了殃。他们的妻子被日本兵强奸，家被烧成白地，财产被掠夺一空，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破坏干净。

就是这些他见过、挨过的事，他一直没有说，一直没有走，一直没有反抗。

他藏着这口气，继续每天扫地、取信件、跑采购，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等。

等了五年。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秘书的房间打扫卫生时，发现了桌上一封信。直觉告诉他这封信很重要，不认识日语的詹长麟照葫芦画瓢地把这封信给"画"了下来，带出去找人翻译。

翻译的结果让他心里一跳。

信中说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和他的随员，将会在6月9日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视察，10日将会举行一场晚会。届时来的人有五位将军、八名大佐和两名中佐，另外还有几个伪政权高官。

詹长麟想了想：一网下去，能捞出多少大鱼？

他把情报报给上级，批示很快下来：找准机会，下毒。

但命令里有一句话谁都清楚——若计划成功，对日本华中派遣军队是一个致命打击，但执行任务的人无论成功与否，都必死无疑，家人也会受牵连。

詹长麟答应了。

上级给了他一瓶毒药粉。他把毒药藏进鞋底，在6月9日受命去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四坛绍兴老酒，心里是既紧张又兴奋。

6月10日晚6时，詹长麟将毒物使用特殊办法放入酒中，摇匀熔化，然后将酒水一一倒在酒杯中。

然后，他找了个借口：家里有人急病，请假离开。

走出总领事馆，跨上自行车，消失在夜色里。

他在傅厚岗与哥哥会合后，迅速驾车而去，出南京城门，赶到燕子矶江边。军统特工刘玉卿、王高科早奉命在那里等候，马上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

就在他离开领事馆约十几分钟后——

宴会上有人发觉酒中有异常味道，大叫：不好，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中了不同程度的毒。宫下和船山于当晚死去，其它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第二天，"南京毒酒案"消息传遍全国。

日本领事馆对此案件进行了彻查，发现当夜有两个中国仆人莫名消失，当即确认这两个仆人就是凶手，之后便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

南京城里，亲戚几乎被抓个遍，酷刑拷打。但两个人影，不见了。

此后，詹氏兄弟遵照军统安排，抄写了一封致总领事堀公一的亲笔信，由上海租界发出。信里写道，他们忠实服务多年，"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定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毒是我们二人下的，我们敢做敢当，不要怀疑其他人，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堀公一看到这封信后气得直翻白眼，他重重地将信拍在桌子上，发誓一定要将二人抓回来。但直到日本战败，他都没有将凶手抓住，两人好像消失了一般无影无踪。


【主要信源】
1. 「詹长麟」词条，百度百科，依据央视纪录片《儿女英雄传——1939年的夏天》及相关历史档案整理
2. 「南京毒酒案」词条，百度百科，依据陈恭澍《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等原始文献
3. 《1939年"南京毒酒案"幕后的生死谍战》，网易新闻历史频道，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