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晚年贪财好利，他搞贪腐有一个特点，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因而在官场获得了“取之有道”的“美誉“。
 
晚清淮系官场有个很耐人寻味的怪现象：同样是敛财，有人被骂成小偷，有人被骂成强盗，有人被骂成骗子，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却偏偏得了个“取之有道”的名声。
 
这个评价听起来矛盾，却恰好说明了晚清官场最荒唐的一面：贪腐不再只是贪不贪的问题，甚至还被分出了手段高低。
 
民间顺口溜里，涂宗瀛被看轻，是因为他只盯着零碎公费和基层俸禄下手，像小偷小摸一样攒家底；刘秉璋惹人怨，是因为他借军务、工程、征税之名摊派苛捐杂税，几乎明火执仗地掠夺民财。
 
潘鼎新则靠许诺官职、疏通关系骗取贿赂，钱到手就翻脸推脱，像专门画大饼的骗子。相比之下，李瀚章的“高明”并不在于清白，而在于他收钱之后真办事。
 
李瀚章不是没根基的人。他是合肥李氏长子，以拔贡出身进入仕途，比弟弟李鸿章更早做官。早年投在曾国藩门下，从知县一步步做到湖南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漕运总督。
 
后来又接掌两广督署，成为手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他深知官场、人事、财政怎样运转，也明白权力最能变现的地方在哪里。
 
他定下的规矩很简单：只要按规矩送上酬劳，事情就一定办成。晚清官场里，花钱谋缺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收钱不办事也并不稀奇。
 
许多人凑尽家底求个出路，最后却被推诿、敷衍，甚至反被打压。李瀚章偏偏不这样做。他收了钱，不只帮对方拿到位置，有时还会替人算清楚这笔本钱该从哪里赚回来。
 
那桩“厨子变统领”的事，最能看出他的门道。杨姓之人早年在李家当厨子，后来跟着淮军挣下军功，保举到提督衔。可提督衔多是虚名，全国实缺有限，记名者却成千上万，空有品级并无实利。
 
杨某凑了一万两银子，借祝寿名义送到李瀚章那里，很快补了钦防统领。可上任后他发现月薪不过三百两，一万两本钱靠俸禄要攒多年，只好回总督府诉苦。
 
李瀚章嘴上骂他蠢，却让门丁给他点明路：统领手里握着管带任免权，何必只看死工资？杨某回去后撤换手下管带，明码标价售卖职位，很快不但收回本钱，还多赚了一笔。
 
管带掌一营粮饷和人事，吃空额、克扣军饷都有空间，自然有人愿买。李瀚章等于卖出一张“生钱牌照”，让利益一层层传下去，自己也落下“靠谱”的名声。
 
这套圆滑做法，是他吃过亏后才摸出来的。早年在湘军粮台时，他经手军饷数以百万计，却因战事紧急、曾国藩约束严密，不敢轻易伸手。
 
等到太平天国平定，他出任湖广、四川等地大员，压了多年的贪念才放开。刚到四川时，他敛财还很粗暴，沿途向地方官索要贵重物品，拿不出现银便折价勒索，名声很快坏掉，弹劾也接连而来。到了两广，他便换了打法，从明抢变成长期利益交换。
 
他能多年稳坐高位，也因为这套交易大多发生在官场、士绅和商界之间，并不直接逼到底层百姓身上，不至于立刻激起民变。
 
更何况，他确有理政能力，地方秩序能维持，政务也能推进；弟弟李鸿章又身居中枢，淮系势力盘根错节，朝廷自然不会轻易动他。
 
可“取之有道”终究遮不住底色。甲午战争爆发后，前线急需军饷，李瀚章想恢复广东闱姓赌捐，从赌博收入中抽成充饷。闱姓以科举中榜姓氏为赌注，早有败坏风气、扰乱科考之弊。
 
战事紧急时重开赌禁，立刻引来言官弹劾。光绪二十一年，他以养病为由请辞回合肥。四年后去世，朝廷赐谥“勤恪”。
 
李瀚章的一生，也就这样定格在一个讽刺的评价里：他不是不贪，只是把贪做成了一门讲信用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