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一个人倒在战场上，有时不是被子弹立刻夺走生命，而是被伤口后面的脓血、高烧和感染一点点拖垮。抗战时期，这样的事太多了。
前线缺药，后方也缺药。普通百姓手上划破一道口子，若处理不好，也可能变成大麻烦。

青霉素在当时已经显示出惊人的治疗价值。可问题是，中国最需要它的时候，却拿不到稳定的药源。
二战中的西方国家把青霉素生产看得很紧，技术、菌种、设备都不轻易外流。对中国军民来说，救命药就在世界上出现了，却像隔着一扇厚门。
汤飞凡看见的不是一项新奇技术，而是一条能救人的路。1941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的一次文献会上，魏曦报告了国外关于青霉素的研究。
汤飞凡马上意识到，这东西如果能在中国做出来，意义不只在实验室，更在医院、战地和千千万万家庭里。可那时的中央防疫处，条件并不体面。
战火逼着机构一路迁徙，最后在昆明高峣村重新安顿。说是实验室，其实很多东西都要凑。
水不方便，设备老旧，材料紧缺，连最基础的实验用品也常常得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不是夸张。
后来李约瑟到昆明考察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没有现代化大厂的气派，也没有充足的仪器。可一群中国科学工作者，就在西山脚下、滇池旁边，把桌子、瓶子、锅炉和破旧房间都用起来了。
研制青霉素的第一步，不是开机器，而是找“种子”。能产生青霉素的霉菌并不罕见，难的是找到产量高、性状稳定、适合生产的菌株。
汤飞凡带着团队到处找霉菌，旧物、食物、潮湿角落，只要可能有线索，都不轻易放过。转折来自一双旧皮鞋。
血清室技佐卢锦汉的旧皮鞋上长出霉斑，汤飞凡注意到后，让朱既明、黄有为等人进行分离。结果，这株从旧皮鞋上来的霉菌，表现竟然好过不少外来菌株。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霉斑，成了后面生产的重要基础。但找到菌株，只是刚迈出门槛。
青霉菌要长得好，需要合适的培养条件。国外常用的一些材料，战时中国很难得到。
汤飞凡没有等别人送来现成方案，而是让大家从身边能找到的东西里试：豆类、麦麸、棉籽饼，各种替代材料轮番上阵。一次成功背后，常常是几十次不成功。
培养液混浊了，要查原因；提取物效价低，要改步骤；器皿消毒不到位，就可能前功尽弃。那时没有完备的发酵设备，许多操作靠玻璃瓶、人工和极细的耐心完成。
说得朴素一点，就是用笨办法啃硬骨头。1943年前后，外部条件略有变化，青霉素菌株管制有所松动，汤飞凡也曾设法从外部带回菌株。
后来樊庆笙回国，又带回相关菌种、器械和试剂，加入昆明的研究。这些帮助很重要，但真正把路走通的，仍是中央防疫处团队一轮又一轮的本土试验。
1944年9月5日，昆明高峣村终于等来一个结果：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青霉素诞生了。首批只有五瓶，每瓶5000单位。
放在今天看，这个数量不算大，可在当年的条件下，它像一盏小灯，说明中国人不是只能站在门外等药。这几瓶青霉素很快进入临床验证。
昆明的医院里，一些严重感染、已经很难处理的病人接受试用后，病情出现好转。对医生来说，这是疗效；对病人和家属来说，这是从绝望里伸出来的一只手。
汤飞凡没有停在“做出来”这一步。他和团队继续改进工艺，提高产量，摸索保存办法，让青霉素从试制品逐步接近可用、可推广的药品。
战时条件限制很大，不可能一下子满足所有需求，但这项突破为后来的工业化生产打下了底子。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防疫处并不是只做青霉素，狂犬病疫苗、牛痘疫苗、白喉类防疫制品等工作，也在艰苦环境中推进。
汤飞凡带的不是一个只追热点的团队，而是一支围绕中国现实需要做事的防疫队伍。后来，汤飞凡又投身沙眼病原体研究。
沙眼曾长期困扰中国百姓，轻则眼红流泪，重则损害视力。他和团队在20世纪50年代分离出沙眼病原体，为相关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为了验证问题，他甚至拿自己做实验，这份胆量背后，是对科学结论的认真。很多年过去了，青霉素早已不再神秘。
人们去医院看病，听到抗生素三个字，也不会觉得多稀奇。但把时间放回1940年代，答案就完全不同。
那时一瓶药，可能意味着一条命；一项技术，可能影响一批伤员能不能活下来。我认为，这段历史最有力量的地方，不在那双旧皮鞋有多神奇，而在中国科学工作者没有把命运交给封锁。
一个国家要真正站稳，不能只会感叹别人有什么，也要有人肯从最难、最慢、最基础的地方往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