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奉军从北京陆续撤往东北，常荫槐则下令将在京奉铁路上行驶的车辆全部拖到关外，当时作为京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与张学良进行了交涉，要求放回车辆以恢复关内外的交通，张学良对此表示了同意，但常荫槐却拒绝执行，并且毫不掩饰地说道：“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管不了我！
一条铁路被卡住，受影响的绝不只是几节车厢。1928年的京奉铁路，连着北京、天津，也连着东北的兵马、粮秣、商货和人心。
奉军从关内撤退，车皮被一批批拖向关外，表面看是退兵后的善后，实际已经牵动了奉系内部最敏感的权力神经。张作霖在皇姑屯遇袭身亡后，东北局面骤然变紧。

张学良刚接过父亲留下的摊子，外面要处理与各方势力的关系，里面还要压住一批老资格人物。这个时候，任何一件事失控，都可能被人看成少帅立不住。
阎锡山要求放回车辆，目的很直接，就是恢复关内外交通。铁路不能长期堵着，商路一断，军民都受影响。
张学良答应了，说明他知道事情不能再僵下去。可常荫槐偏不照办，还把话说得很硬：车辆归他管，张学良也管不了。
这句话分量很重。它不是普通下属顶撞几句，而是在告诉外人：东北的命令系统并不顺畅。
少帅说了算，还是掌握实权的老臣说了算？这个问题，已经被几节铁路车厢推到了台面上。
也正因为这种性格，他曾经被张作霖欣赏。传闻张作霖五夫人身边的厨师无票乘车，还占了头等包厢。
事情闹到站台，常荫槐没有因为对方有靠山就退让，直接命人处罚。张作霖听后没有责怪，反而觉得此人有胆色，能替他守规矩。
问题在于，张作霖活着时，常荫槐的强硬是在替大帅立威；张作霖不在了，同样的强硬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个人掌着铁路、钱袋和人手，还敢公开不听张学良的命令，这在奉系内部已经不是小摩擦。
1928年下半年，东北正在走到十字路口。张学良要稳军心，也要让东北脱离旧军阀混战的惯性。
到了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完成，名义和方向都变了。可旧奉系内部的山头，并不会因为一面旗换了就马上消失。
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存在，正是张学良最难处理的地方。杨宇霆资历深，长期参与奉系军政大事；常荫槐掌握铁路系统，手里有实际资源。
两人靠得很近，既有老臣身份，又有现实力量，对年轻的张学良形成了压力。常荫槐拖走京奉铁路车辆，只是矛盾的早期表现。
此后，他围绕铁路资金和武装力量的举动，更让张学良警觉。铁路在当时不只是交通部门，谁控制铁路，谁就能影响财政、军运和地方秩序。
对张学良而言，忍让不是没有限度。他刚上台，需要稳定，不能随便把老臣推到对立面。
但如果老臣借资历压人，甚至把拟好的命令拿到面前逼他签字，那就等于把少帅的权威放到桌上试探。1929年1月10日，事情终于爆开。
杨宇霆和常荫槐来到奉天帅府，要求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让常荫槐出任督办。这个安排一旦落地，东北铁路权力将进一步集中，张学良反而可能被架空一部分。
常荫槐死后，张学良并没有把事情做成株连。他派人安抚常家，送去慰问金，常荫槐出殡时也有挽联。
这种处理方式很能说明问题：他要解决的是权力不服从，而不是要把私人恩怨无限放大。常荫槐的灵柩后来运回吉林梨树县安葬，这个结局多少有些讽刺，一个靠铁路起势、靠强硬立名的人，最终也是因为铁路权力和政治分寸走到尽头。
他有能力，也有胆量，但他没看清时代变了。放在整个奉系转折中看，京奉铁路车辆事件不是孤立的小事。
它像一盏灯，把当时东北内部的裂缝照了出来：少帅要统一号令，老臣却还按旧习惯办事；局势需要集中权力，一些人却把部门当成自己的地盘。
他过去敢管、敢罚、敢得罪人，所以得到张作霖赏识；可到了张学良接班后，他仍然用老办法处理新局面，甚至公开说出“他管不了我”这种话，就等于把自己推到危险位置。在我看来，1928年的铁路车辆争端，已经提前写出了杨常事件的走向。
一个政权交接时，最怕命令上面统一、下面各管一摊。张学良后来采取激烈手段，固然让人唏嘘，但从当时东北的处境看，他必须让所有人明白：铁路也好，军队也好，不能再成为个人手里的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