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杜月笙在重庆被人绑架，绑匪开口要40万元，杜月笙却说：“给你90万，剩下的给兄弟们喝茶。”绑匪听完顿时愣住了。

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上海沦陷，杜月笙避居陪都重庆。强龙不压地头蛇。在上海，他呼风唤雨。在重庆，这是四川军阀和袍哥的地盘。杜月笙没了法租界的巡捕，没了成群结队的徒子徒孙。他只剩下一个头衔：赈济委员会常委。

暗流涌动。重庆物价飞涨，散兵游勇和地方黑帮盯上了这块来自上海的“大肥肉”。

傍晚。杜月笙乘坐黑色轿车出门。途经一处偏僻弯道，前路被一辆抛锚的卡车挡死。司机猛踩刹车。两旁草丛里躥出七八个壮汉。手里全部端着驳壳枪，拉动枪栓，黑洞洞的枪口直指车厢。

保镖伸手摸枪。杜月笙按住保镖的手，摇了摇头。他久经江湖，清楚规矩：图财的，不开第一枪；拼命的，绝不设路障。

车门被拽开。杜月笙一袭长衫，面无表情，从容下车。

绑匪将他押至郊外一处破旧库房。没有捆绑，没有上刑。头目拉过一把椅子，大刀金马坐下，开门见山：“杜先生，兄弟们到了重庆，吃不上饭。借点盘缠。不多，四十万法币。”

四十万法币，在当时能在重庆买下半条街的商铺。头目盯着杜月笙的眼睛，等着他还价、求饶，或者暴怒。

杜月笙没动。他从长衫口袋里掏出支票本，拧开钢笔。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刷刷写下一串数字，撕下支票，递了过去。

“给你九十万，剩下的给兄弟们喝茶。”

头目接过支票，低头一看。大写：玖拾万圆整。印章、签名，清晰无误。

头目愣住了。混江湖的，没见过这种玩法。绑票勒索，历来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眼前的杜月笙，不仅不还价，反而加倍给。

“杜老板，你耍什么花招？”头目握紧了手里的枪。

杜月笙语气平缓：“我杜某人的命，不止四十万。兄弟们干的是提着脑袋的买卖，拿这笔钱，远走高飞，做点正经生意。”

这不是逞强，这是极其精准的心理战与暗棋。

杜月笙深知。直接给四十万，绑匪会觉得要少了，贪念一转，可能撕票。翻倍给，彻底砸碎对方的心理防线，让对方产生敬畏。更重要的一步死棋，压在这张支票的面额上。

头目留下一半人看守，自己带人连夜进城，去银行兑现。

次日一早，银行开门。绑匪拿着支票要求提现。柜台核对印鉴，完全相符。但银行经理看着那九十万的巨款，直接锁上了抽屉。

杜月笙在自己名下的银行立过死规矩：凡是超过五十万的大额支票，无论印鉴真假，必须打他的私人电话核实，否则绝对不予放款。

经理稳住绑匪：“金额太大，需要去金库调现洋，请稍等。”

转身，经理立刻拨打杜公馆电话。杜月笙彻夜未归，电话打不通。经理立马察觉出事，火速通知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万墨林。

万墨林迅速行动。通过军统戴笠的线网，全城搜捕。很快，去银行取钱的绑匪被军统特务死死按在地上。

顺藤摸瓜，军统特务和青帮枪手包围了郊外库房。冲锋枪架起，一脚踹开大门。看守的绑匪吓得双腿发软，束手就擒。

人救下了。按照军统和青帮的规矩，这帮绑匪必须沉江或者活埋。戴笠的人请示杜月笙，怎么处置。

杜月笙整了整长衫的下摆，淡淡说了一句：“把人放了。支票上的钱，照给。”

全场死寂。所有人都以为听错了。

杜月笙看了众人一眼，丢下一句话：“我答应给人家九十万，就要算数。别人不仁，我不能不义。这点钱，买我杜月笙一个全须全尾，买他们一条生路，值。”

绑匪头目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连磕三个响头。从那一刻起，这批原本要命的悍匪，成了杜月笙在重庆最死心的暗哨。

1949年，杜月笙拒绝留在上海，拖家带口逃往香港。1951年，他在香港病入膏肓。临终前，他命人拿来所有别人欠他钱的借条，一把火全部烧毁，严令后代不准追债。散尽千金，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