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2月29日，杭州巡抚衙门后花园。

王有龄把官服上的扣子一粒一粒系好，衣领抚平，帽子端端正正扣在头上。他已经两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了，饿得手都在抖，但系扣子的动作很慢，很仔细。

旁边的师爷跪在地上哭：“大人，再等等吧，说不定明天援军就到了。”

王有龄没说话，抬头看了一眼北边。那个方向，是曾国藩湘军扎营的地方。

他把腰带甩过头顶的木梁，打了两个死结。

脖子伸进去之前，他嘴里念叨了一句。没人听清说的是什么。

脚下一蹬，椅子倒了。

杭州城破。太平军的旗子插上了城头。

三天后，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收到消息。他放下信，对旁边的幕僚说了一句：“左宗棠可以动了。”

左宗棠的楚军就在浙江边境上，离杭州不到一百五十里。他们在这儿已经待了整整四十一天。

四十一天前，王有龄的第一封求救信送到曾国藩手上。信写得极其恳切，王有龄甚至管曾国藩叫“涤师”——那是学生叫老师的称呼。两人本来是对头，王有龄能低头到这个份上，说明是真急了。

曾国藩看完信，叫来左宗棠，说：“你去救。”

左宗棠转身要走，曾国藩又补了一句：“但不要急。”

左宗棠愣了一下，看了曾国藩一眼。曾国藩没再说话，低头开始写另一封信——那是给朝廷的奏折，内容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不能胜任，请让左宗棠接替。

这封信和救援的命令，是同一天发出去的。

左宗棠的楚军出发以后，走得极其缓慢。一天走不到二十里，碰上小河要修桥，碰上破路要修路，路过土匪窝还要停下来剿匪。底下将领催他：“大人，杭州告急，咱们能不能快点儿？”左宗棠把眼一瞪：“军务大事，岂能儿戏？”

与此同时，王有龄在杭州城里快疯了。

李秀成二十五万人马把杭州围了三层。城里粮库十天前就空了。王有龄下令杀马，巡抚衙门的马先杀。然后是战马，一匹一匹地杀。马肉分下去，一个人一天分不到二两。

马杀光了，开始吃草根、树皮。城里所有树的皮都被剥得干干净净，光秃秃地立在街边，看着像白骨。

再后来，连这些都没了。

王有龄每天都上城头。他穿着那身官服，站在城墙最高处往北看。冬天风大，官服被吹得猎猎作响。底下饿得走不动的百姓抬头看着他，有人开始骂：“朝廷的援军呢？曾国藩不是两江总督吗？他的人在哪儿？”

王有龄不吭声。

有个叫胡雪岩的商人，王有龄的老朋友，给他凑了一笔钱，说：“大人，要不咱们自己募兵？”王有龄摆摆手，说了句：“朝廷会来的。”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等援军的这四十一天里，曾国藩发了三封信。一封给朝廷，弹劾他。一封给左宗棠，让他慢点走。还有一封给湖北巡抚胡林翼，信里写了一句话：“杭州之得失，无关天下大局。”

无关大局。四个字，判了一座城的生死。

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王有龄坐在巡抚衙门的书房里。桌上有一碗粥，是底下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最后一碗粮。他没喝，放在那里，慢慢凉了。

他拿起笔，想写最后一封奏折。写了几个字，又放下了。

窗外传来太平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

第二天，城破。王有龄自缢。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发了一道旨意，说王有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给了谥号，还修了祠堂。朝堂上有人小声嘀咕：“既然他这么大节无亏，那曾国藩的援军到底去哪儿了？”

没人敢明着问。

但曾国藩自己倒是不慌不忙地上了一道折子，里面写了一段话：“浙江巡抚王有龄，死守孤城两月有余，粮尽援绝，从容赴死，实属忠烈。”

全是大好话。杀了人，还要给对方立牌坊。

几个月后，何桂清也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头。这个人当年是王有龄的后台，也是害死罗遵殿的真正主使。曾国藩从头到尾没说过他一句坏话，只是把何桂清逃跑时开枪打死十九个老百姓的卷宗整理好，递了上去。

刑部看了卷宗，说了八个字：“忍心害理，罪当加重。”

人头落地那天，曾国藩派人送去了一副挽联。

杭州城破之后，左宗棠收复了浙江。曾国藩的朋友写信恭喜他，他回了一封信，信里有一句话：“此乃朝廷之福，非某一人之力也。”

关于杭州城里饿死的那些百姓，这封信里一个字都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