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代，中共特工董健吾以基督教牧师身份为掩护，创办互济会收养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子女。1936 年，他还护送斯诺访问陕北，成了连接中共与外界的 “秘密桥梁”。
 
董健吾1927年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进入中共中央特科，利用牧师身份从事情报与联络工作，被党内称为“红色牧师”。
 
1930年底，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笼罩上海，许多中共领导人被迫转移，他们的子女和烈士遗孤面临无人照料的危险，董健吾受党组织委派，以基督教会名义创办了“大同幼稚园”，作为互济会的掩护机构，专门收养这些革命后代。
 
幼稚园选址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董健吾对外宣称是教会慈善机构，聘请了几位可靠的保育员，自己则以牧师身份负责日常管理，1931年春，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在党组织安排下，从湖南来到上海，住进了大同幼稚园。
 
董健吾对他们关怀备至，不仅提供生活照料，还亲自教他们读书写字，给他们讲述革命故事，除了毛家兄弟，幼稚园还收养了蔡和森的女儿蔡转、彭湃的儿子彭小湃等二十多名孩子，成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港湾”。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董健吾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外从不透露孩子的真实身份，他利用牧师身份频繁出入租界，与各界人士交往，为幼稚园争取物资支持，同时巧妙应对国民党特务的盘查。
 
1932年，毛岸龙不幸病逝，董健吾亲自安排后事，之后更加悉心照料毛岸英和毛岸青，1933年，因叛徒告密，大同幼稚园面临暴露风险，董健吾迅速将孩子们转移，通过张学良的帮助，最终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往苏联学习，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重要任务。
 
1936年初，全面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渴望前往陕北苏区采访，揭开中国共产党的神秘面纱。
 
宋庆龄将护送斯诺的重任交给了董健吾，同时委托他携带国民党谋求与中共谈判的密信前往陕北，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先从上海赶赴西安，在西京招待所开好房间，用宋庆龄给的半张名片与斯诺身上的半张拼对成功接上关系。
 
在西安，董健吾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张学良的秘书刘鼎，联系到东北军，借用一辆东北军小轿车将斯诺和同行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接到安全地点，与中共秘密战线领导人邓发会面。
 
随后，他安排两人换上东北军军装，乘坐军车穿越封锁线，安全抵达陕北苏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亲切地称董健吾为“王牧师”，称赞他是“一个神秘的、勇敢的、无私的人”。
 
完成护送任务后，董健吾并未立即返回，而是以“周继吾”的化名继续留在陕北，将宋庆龄的密信呈递给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的和谈意向。
 
他还见到了教员、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带回了教员给宋庆龄的回信，成功搭建起国共两党中断近十年的秘密沟通桥梁，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后，董健吾继续以牧师身份为掩护，活跃在隐蔽战线，抗战时期，他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营救被捕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他利用与宋子文的同学关系，为中共收集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政务院担任秘书，后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这位“红色牧师”用一生践行了对党的忠诚，他创办的大同幼稚园和护送斯诺的壮举，成为了中共隐蔽战线史上的重要篇章，被永远载入史册。
 
【Z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