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人，支持抗战可不含糊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这么写：我们上海人，在“八一三”作战时，兴奋得了不得，上海租界成为后方的供应站，军方要什么，民众就供应什么，直到日军攻破了第一道防线之后，民气就消沉下来。当时日军对英美法三国的态度，还是保持着相当的尊重，英法两租界是不来骚扰的。中国方面的抗日人员，还可以自由搭乘洋商轮船，逃难到香港，有些还可以从香港回上海来做工作。租界上的海关照常办公，“关余”按时拨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些银行也照常办公，市民仍旧使用法币，法币的价值一些也没有变动。
向来日本人每占领到一处，就发出一种军票，但是军票的使用十分困难，大家不接受。就连为虎作伥的汉奸，也不敢把军票拿出来使用，所以日本军方不得不要求各家日本银行，把旧时所存储的中国法币拿出来使用。这些情况，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

很多人认为上海人很精明，所以他们恐怕不是很爱国，事实恰恰相反。
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市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支持国军抗日。
有人说上海人爱钱，然而从8月到9月仅仅1个月时间，上海市民捐款总计高达150万元（当时工人月薪10元），其中8月21日一天就捐款9万元。捐款者上到上海顶级富豪，下到清洁工、仆人、小贩。
除了捐款以外，还有捐物：9月中旬，天气渐冷，上海抗敌后援会及各界救亡协会组织上海40万市民连夜为前线将士赶制20万件棉背心，70万包内含肥皂、牙刷、牙膏、清凉油、红药水、急救包等日用品的慰劳袋，也在短期内完成，送至前线将士手中。

上海市民还大量参与战地救护。当时国军的医疗很差，大量伤兵无法得到有效救治，甚至无法抬下阵地。上海市民和各种医院组织了20多个救护队，直接赶赴危险的火线救人。1937年8月至1938年4月，上海各医院收治伤兵及平民近2万名，另有数万名伤员被送往后方。如果不是这些上海民众组成的救护队，这几万人恐怕都活不成。
除了救人以外，上海市民还普遍参加战争的后勤运输和工程工作：在罗店、蕰藻浜等激战区域，当地百姓自发筹集门板、竹木、船只，协助部队架设浮桥，甚至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打捞落水的军用物资 。市民组成的运输队负责向前线运送弹药、粮食，并协助转移难民。在四行仓库保卫战期间，租界内的市民隔河呐喊助威，并向守军投掷食物、香烟等慰问品 。
部分上海市民直接参加作战：上海组织了多支市民义勇军，如工人反日会义勇军、复旦大学义勇军等，他们协助正规军守卫阵地、侦察敌情、维持治安 。
更多的上海市民，则主要提供情报工作：市民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为军队提供日军动向情报，协助破坏日军设施。
如上海市民义勇军这支民兵部队，作战就很勇敢。当时义勇军成员颜杰先生（时年15岁）的话说，他们本来都有职业、有家室和老少，来这里“一不为官，二不为财，没有薪饷，自愿义务服役”，无非为了四个字：保家卫国。整训到2月20日，义勇军奉命开赴嘉定城防线，主要负责巡逻任务，确保嘉定治安。待到2月27日，开赴宝山前线，3月1日，义勇军在宝山和日军交战，打退日军一次进攻。
当事人回忆：数百道复仇的目光，一齐射向敌寇轮船。民族存亡，国家荣辱，在此一举。义勇军战士们心里明白，此时宝山阵地只有我上海市民义勇军214人，步枪64支，子弹1万2千发，手榴弹400颗、地雷9个，其余大刀梭镖，外加正规军战士18名，如此而已。
不一会儿，在枪、炮、炸弹的交响乐中，敌阵中冲出小火轮三艘，尾随民船五、六十艘以为接应。它们加快速度，向东南隅石塘袭来。眼看快要到达堤边，正在我步枪有效射程内。排枪连续齐发，敌寇纷纷应声落水。义勇军第一连连长李楷，枪法精良，专打敌小轮的司机，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另外两位同志给他装子弹。李楷用三枝步枪轮流射击。如此排枪加“神枪”，打得敌船东倒西歪，阵势大乱。敌舰虽强，但水浅不能近岸。这样激战一个多小时，日军进攻不得逞，只好掉转船头退去。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在这场剧烈战斗中，我义勇军队员也受到一些伤亡。日军退回后，义勇军即抓紧时间整顿前沿阵地，准备顽敌再度来犯。

为什么上海市民会这样？除了常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外，上海人同洋人接触最多，受到列强的欺凌和羞辱也最多，深知国破家何在的道理。
萨沙研究历史这么多年，很明白一个道理。平时越是精明，越是沉默寡言，越是鼓吹不要轻易开战的人，一旦保家卫国的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往往越会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
相反，今天网络上那些大言不惭鼓吹战争甚至核战争，整天将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人，一旦开战不是跑的没影子，恐怕就是汉奸的最好人选。
轻言大义者，临阵必变节！

萨沙的读书随笔第181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