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徐悲鸿带着一千多幅作品坐船到了新加坡。下船时他对记者说了一句话："艺术家应尽其所能，奉献国家，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

这不是客套。他真的全捐了。

在新加坡办画展，他把画桌搬到展厅，有人贴红条子买画，贴四个条子他就再画三幅，贴五个就再画四幅。展出10天，当时6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3万多人来看。光田横五百士的签名售画就卖了25元一张共20张，小张5元一张过百张。全部收入15398元法币，一文不留，全部寄回国内，作为抗日阵亡将士遗孤的抚养费。

此后三年，他辗转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印度，连办六场筹赈画展，每场收入全部捐出。六场展览共筹得十余万美元——当时一辆别克车330美元。

他画得多猛？三年画了超过一千幅。但他儿子徐庆平回忆，当地华侨告诉他：父亲每天黄昏，把当天不满意的画全拿到花园里烧掉。亲眼看到烧掉的画不下千张。

高强度作画让他胃病加重，又添了高血压，拼了命地画。

1940年，抗战最艰难的阶段，很多人觉得中国要败了。徐悲鸿画出了巨幅《愚公移山》，同一个题材画了中国画和油画两幅。他在南洋画马，笔下的马从孤寂瘦马变成昂首嘶鸣的战马——那是他自己心境的变化，从思乡流离，到国难伤痛，再到拼了命也要出一份力。

有记者问他这样做值不值。他说："我生活在后方，再怎么累也不如前方流血的战士们辛苦。出钱再多，也比不上牺牲将士的价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