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伤员刘克先正在街边讨饭，一个国民党士兵走了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眼，说：“以后你就在这里等我，我给你送饭！”
 
这名伤兵叫刘克先，湖北红安人，15岁参军打仗，西征时任红九军二十七师营长。河西走廊溃败后与部队失散，右脚有三个脚趾被冻坏，双脚溃烂，走路要拄棍。跟着他的一名通讯员有天外出讨饭，再也没回来，他心里清楚，多半出事了。
 
饿急眼的时候，也只能上山捡松子充饥。一个好心老汉教了他一招，看烟囱，黑烟是刚生火，蓝烟是饭熟了，挑蓝烟的去讨，一碗饭就有着落。这是命门，没饭就倒下去，谁管他从哪支队伍来。
 
后来他走到甘州附近，沿街要饭的红军伤员多了起来。见了面先问延安有消息没有，再问今天讨了多少。有谁没讨到，大家就分一点。这种互相拉一把的劲儿，在那个冬天像火苗一样。
 
那时国共已经开始合作，不像以前逮住红军就下杀手。他穿着一身破烂的红军衣，拐着进了城，一边打听党的消息，一边找口吃的。有人指点他去一家骆驼店，说那里有很多红军，每天能混一碗饭。
 
他去了，一进门就碰上熟面孔，抱在一起，眼泪掉了下来。但人多嘴杂，祸事也跟着来。一个曾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护士的女人认出了他，知道他是个“老共产”，起了心思，想溜出去领赏钱。
 
一个战士当场拦住她，周围人也劝：“他都这样了，你忍心？”刘克先掏出刚讨来的几枚小钱塞到她手里，女人抬不起头，答应不去告密。可谁敢说真没危险，人心最难防。
 
骆驼店的那碗稀汤很快也断了，大家又各谋生路。他拄着棍在街边坐着，等天黑，等一口热饭。就在这时，那个穿军装的士兵出现了。
 
士兵上下打量他，军大衣下摆露出一截红布条。刘克先心里一惊，那是红军袖章上拆下来的，自己人常这么藏着。他抬头看对方，眼神对上了。士兵压低声音说，现在合作抗日了，红军改叫八路军，延安和各地都在找失散的西路军。
 
这名士兵叫刘德胜，原是红五军的战士，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被俘，被迫换了身军装。换了衣裳，心没变，他和几个同伴悄悄串联，拉起了一个小小的地下组织，专门打听、接应散落的战友。换一身军装能换一颗心吗？他给出的回答是不能。
 
从那天起，他每天省下口粮，趁巡逻时送到街角，还递信息。告诉刘克先，已经联系上了福音堂医院的院长高金城，这人是自己人，会出面帮忙。他说，明天上午，王定国要在福音堂后门等你，她知道的更多。
 
第二天，刘克先准时到场。王定国是西路军妇女团的干部，她递过一张写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地址的纸条，又安慰他，脚不方便，组织会想办法把你送走。她还说，党组织已经在西安、兰州等地设了办事处，正在把散落的人往回接。
 
刘克先激动不已，期盼回到组织。
 
几天后，刘克先接到了更具体的安排。四天后有几辆从新疆出发的车要到兰州，路过甘州，车队带头的已经打点好，可以把他捎上。第二天，他领着刘克先去见了高金城。
 
高金城递给他一张地址条，一封介绍信，和八元钱。八元在他手心里烫人，高金城叮嘱，这条子千万收好，路上别露头。那一刻他说不出话，只一个劲点头，把纸条塞进贴身衣袋，又摸了摸。
 
四天后，他上了车，缩在角落，跟着车队颠簸。一路上他小心护住那张纸，手不敢松。进了兰州城，来到办事处门口，他站在门槛前愣了好一会儿。
 
门被打开，人群里有熟悉的口音，有红军的背影，他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一只手伸出来把他扶进门，他喃喃了一句，终于到家了。
 
这不是一个人的脱险。甘州、张掖一线，医生、商人、护士的招牌背后，藏着一条条细细的线。高金城以医院为掩护，王定国在暗处接应，像刘德胜这样的“换装者”穿行在街巷之间，送饭，递话，安排出城的路。据统计，他们先后把两百多名西路军战士送了出去。
 
这些线接起来，不只是一张交通网，更是一句撑人的话。组织还在，延安还在。你以为这句话只是一句口号吗？在那个冬天，它就是一口热饭，一张车票，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