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那会儿，劝老兄弟们交出兵权，说了这么一番话：“人生苦短，你们多攒点金银，买些好田好宅，多养些歌儿舞女，天天喝酒听曲，痛痛快快过完这辈子就行了。”

这话听起来像是老大哥的贴心劝告，可谁知道，这一劝就劝出了一个朝代的特殊风气——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家里，没几个歌妓舞女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

范仲淹，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那位道德楷模，私底下也有另一副面孔。他在鄱阳当太守时，看上了一个年幼的官家歌妓。那歌妓当时才十三岁，梳着双鬟，唱起曲来眼睛亮晶晶的。范仲淹每次宴请宾客，都要她出来唱两首。后来他调回京城，想她想得不行，写了一首诗托人带回去，还专门买了一盒上等的胭脂，包好寄过去，诗里写着：“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寄汝好颜色。”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对着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说这种话，这哪像忧国忧民的老臣？

更绝的是他对手下人的态度。有个县令叫韩汝玉，迷上了一个歌妓，干脆搬到她家里住。有一天睡过头了，衙役们找不到县令，最后在妓院里找到了他。公事不能耽误，韩汝玉索性就在妓院大堂里升堂，审案子。周围还站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场面荒唐极了。事后他倒是自觉，写了份长长的检讨书，说自己“无状不检”，主动要求辞职。换了一般上司，早就撸了他的官。可范仲淹看完，不但不罚，反而当着众人的面夸他是“杰士”，让他继续当官。韩汝玉期满要走的时候，又带着那个歌妓游西湖，整整一个月不回来。范仲淹不但不管，还摆了一桌酒席，请那歌妓来给韩汝玉劝酒，趁他喝得烂醉，吩咐船工连夜把船开出钱塘江。等韩汝玉第二天早上醒来，船已经漂出去十多里了。

欧阳修也好不到哪去。年轻时在河南做官，迷上了一个官妓，每天迟到。上司钱惟演看在眼里，嘴上没说什么。有一天衙门开宴会，所有官员都到了，就欧阳修和那个歌妓迟迟不来。过了半个时辰，两人才急匆匆跑进来，欧阳修衣领都是歪的，那歌妓低着头不敢看人。满座都憋着笑。钱惟演装作生气的样子说：“你俩都迟到了，按规矩得罚。这样吧，你现场写一首词，让她唱出来，就算将功补过了。”欧阳修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提笔就写了首《临江仙》。歌妓接过来看了一遍，张嘴就唱，声音婉转动人，满座叫好。可后来欧阳修就栽在这上头了。有人拿着他写的艳词告到朝廷，说他跟外甥女张氏有染，还说他家里养的歌妓都是他的情人。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欧阳修被连降好几级，灰头土脸地出了京城。

宋代的歌妓分三种。官妓归官府管，穿着统一的绿裙子，专门在官场宴会上表演。家妓是士大夫自己掏钱买的，一个中等官员家里养个二三十个很平常。最惨的是街边的市井妓，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这些女孩大多是从小被卖掉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五六岁的闺女，给几贯铜钱就领走了。被人牙子调教几年，学会弹琴唱歌，十四五岁就挂牌接客。会唱词的、弹得一手好琵琶的，能卖到五百贯；啥也不会的，二十贯就打发掉了。她们表面光鲜，穿着绫罗绸缎，可身份连小妾都不如。小妾好歹算半个家里人，歌妓就是一件物件，主人高兴了可以随便送人、卖掉。想赎身？攒够钱不算难，难的是主人肯不肯放人。很多歌妓到三十岁就被转卖好几次了，身上的伤疤比琴弦还多。

晏殊的夫人善妒出了名。有一天晏殊出门会客，他夫人趁他不在，把小妾莺儿连人带包袱扔出了府门，直接让人卖了。晏殊晚上回来，屋子里冷冷清清，喊了几声没人应。他坐在书房里，茶也不喝，饭也不吃。第二天张先来看他，一进门就发现不对劲——以前每次来，莺儿早就端着茶盏迎出来了，嘴里还哼着小曲。张先也不点破，坐下后让府里的丫鬟找张琴来，弹自己刚填的《碧牡丹》，还让丫鬟学着唱。那词里写着“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晏殊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当场叫管家：“去，拿三百贯钱，把莺儿给我赎回来。”

张先自己更是个传奇。八十岁那年，他在西湖边看上一个卖唱的小姑娘，才十八岁。老头二话不说，下聘礼，吹吹打打把人娶进了门。成亲那天，满桌宾客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这姑娘还真争气，一连给张先生了四个孩子。苏轼听说这事，专门写了首诗笑话他，其中一句“一树梨花压海棠”，把老头满头的白发跟小姑娘红润的脸蛋搁在一块儿比，画面感太强了。这句诗流传到现在，反倒成了调侃老少配最经典的梗。

可这是有代价的。宋朝法律写得明明白白：官员跟官妓发生关系，杖八十。但写归写，没人当真。真出了事，衙门怎么判？官员顶多被上头骂两句“不检点”，降个一级半级就算重的了。歌妓呢？脸上刺字，发配千里。有个叫严蕊的歌妓，被人诬告跟官员有私情，关在牢里打了几百板子，死活不认。最后案子查清了，她是冤枉的，可脸上已经刺了字，一辈子都洗不掉。

宋太祖当年那番话，说白了就是一笔交易：你交出兵权，我让你吃喝玩乐。这交易稳住了赵家三百年的江山，可代价呢？到了金兵南下那会儿，东京城里那些平日里歌舞升平的士大夫们，跑的跑，降
的降。